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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毛泽东对“如何研究战争” 的
系统阐述和哲学分析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如何研究战争”的问题。他认为，战争规律是发展的，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战略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学习和使用”。
除“研究战争的目的”外，毛泽东得出了四点结论：第一，从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角度出发，研究战争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第二，研究战争时要注意关照全局，“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全局中“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即要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第三，研究战争要处理好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制定战争计划的两个认识过程包含在主观与客观的互动中）；第四，从战争的认识与实践的全过程出发，指出了一种“学习和使用”的方法——“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关于“如何研究战争”的针对性很强。全篇的重心是对十年内战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性总结，同时重点批评了军队在研究战争问题上曾出现的教条主义倾向。但是，对“如何研究战争”的方法问题阐述还不够全面和具体，还没有从方法论的角度进一步挖掘。
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述“如何研究战争”不同，时隔一年后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则是在十年以来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基础上，从哲学角度论述了“如何研究问题”。事实上，“两论”中涉及的“如何研究问题”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如何研究战争”的进一步升华和提炼。《实践论》论述了基于实践基础上认识的深化运动，《矛盾论》则重点论述了矛盾分析法。特别是在《矛盾论》一文中，关于“研究”和“方法”两词的阐述分别达64次和35次之多。
虽然是两篇哲学著作，但其中充满了大量关于研究革命战争的事例。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与《实践论》、《矛盾论》对比，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例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详细地描述了如何正确制定战略、战役或战斗计划的两个认识过程，这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研究战争的范围，具有一般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意义。它同《实践论》中关于认识与实践等相关论述十分相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一表述，同时存在于两篇著作之中。关于如何研究中国革命战争中敌我之间大量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用“矛盾”这一概念进行系统阐释：如“战争、革命战争与中国革命战争”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把握战争全局、抓住枢纽，就是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内线中的外线”、“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丧失土地”和“战胜敌人”等“相反相成”的关系，就是矛盾双方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原理，等等。
《实践论》、《矛盾论》中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针对中国革命战争中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都是“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9页。）。因为，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曾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实践论》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因为“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0页。）。《矛盾论》则指出：“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2页。）中国革命战争中教条主义者屡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清楚“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处理矛盾问题的精髓，“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1页。）。《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将“如何研究战争”从哲学角度进行抽象化和系统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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