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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助于找准影响制约我军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提供解决问题的“手术刀”。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然给我军建设的各个领域带来深刻变化，也必然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江泽民在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解放军报》2001年3月11日。）。这个工程中涉及建军和作战转型等诸多因素，如武器装备、体制编制、战场建设、军事理论、院校教育、科学研究、装备管理，还包括指挥控制、部队训练、政治工作、各种保障、机关办公等。这些因素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全局与局部、目标与资源、需求与能力、软件与硬件等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多重关系。当前，我们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在国家财力和军费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在众多问题中分清轻重缓急？如何使长远规划与现实展开统一起来？如何避免铺开摊子搞建设这种既不现实，也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做法？毛泽东在“如何研究战争”中对把握战争全局的深刻阐述，对于我们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进程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现实价值。毛泽东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6页。）要从全局中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从当前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全局和基本要素的结构关系看，我军各级领导指挥体制尚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而在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之中，指挥控制手段（指挥自动化）的建设又起着主导和牵引作用。因为领导指挥体制变革的物质基础在于指挥控制手段的革新。将指挥自动化作为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把指挥自动化的一体化建设作为“突破口”，是形成建设合力、解决建设目标与现实资源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军队信息化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建立信息优势并依此取得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而展开的。在信息化战争中，指挥控制处于作战体系的核心位置，是实施作战的核心环节。从一定意义上讲，军队信息化建设是以指挥自动化建设为核心，对武器平台、作战要素、作战单元进行综合集成，不断向军队建设各个方面扩展和延伸的过程。抓住指挥自动化系统的一体化建设，就抓住了军队信息化建设的“龙头”。（参见钱国梁：《努力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军事学术》2003年第3期。）
（四）为我军在未来的对抗中创造“克敌制胜”新战法奠定了理论基石。在未来战争中，与强敌相比，我军物质基础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在武器装备上仍然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结合自身武器装备创新战法成为我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历史相似的是，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我军在人员数量、武器装备等方面长期处于劣势。如何以劣胜优、以弱胜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关注的基本出发点，也有其特定的物质基础。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为例，敌我兵力对比分别为10万：4万、20万：3万、30万：不足3万、50万：7万，平均比差为6.5倍，最大一次达10倍之巨。（参见傅立群主编《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毛泽东在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时强调：“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7页。）在信息化战争中，如果对抗双方武器装备出现“代差”后，劣势一方很难战胜优势装备一方。但从战争制胜机理和当代几场局部战争具体情况的分析中，不能必然得出劣势一方必败的结论，在信息化战争中仍然有可能以劣胜优。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敌人优势武器装备和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任何武器装备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找到了弱点，就可以找出与之对应的方法。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战争并不只是以武器装备为主的军事对抗，战争胜负是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外交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片面地认识问题，必然会陷入“武器制胜”、“技术制胜”的误区，失去与强敌对抗的信心。我军一些专家提出的“战略制衡”，也是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克敌制胜的思路之一。这一思路不追求大规模摧毁敌人力量体系、夺取战争全面优势，而是着眼于战略上的胜利和主动，运用有限但有效的力量积极作战，制约对手力量的发挥，为政治外交斗争创造有利的军事条件。未来我军与强敌作战的以劣胜优，并不是不关注物质技术的发展，而更多的是在现有物质技术基础上提升我军指导战争的智慧。
〔作者张伊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张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讲师，北京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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