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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团长
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民政局、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共同编纂的《热血丰碑——解放上海烈士英名谱》中，“后记”里感谢了各方面对烈士名录征集工作的帮助与支持，其中特地致谢——
“原29军87师的萧卡、姜维清、张文生等老同志亦自发地参与组织和联络工作”。
张文生却几乎全忘了。
他当年是组织干事。如今，得知记者要上门采访，他想提前去找视为宝贝的地图、史料，却“早不记得放哪里了”。上海战役的细节，记不清了；寻访烈士的事情，记不清了；沉默良久认出自己笔迹，但对于名单上的烈士，却也已经说不出什么了。
我们只能从萧卡口中得知，老同志们多年来很积极，逐个到一位位烈士老家去，找名字、找照片、找一切，提供给烈士陵园。
我们只能从宝山县委党史办找到一份盖了章的《宝山战区史料移交备忘录》，其中特地提到参与寻访的张文生、邵鸿淦、姜维清、杨炳荣4位老同志，“几年来，他们爬山涉水，历尽艰辛，从全国各地征集到许多极其珍贵的烈士资料，精神可嘉，令人敬佩。”
宝山，是解放上海战役的主战场，约4000名战士在此永逝，占解放上海牺牲烈士总数的一半。
他们移交的史料中，有600多位烈士名录。
其中有位胡文杰。
他是29军259团团长，是解放上海战役牺牲的职务最高者。
他的大儿子，当时只有2岁。他的小儿子，是妻子得知噩耗，悲伤过度而留下的早产儿。
如今，两位儿子心中牢记的，还是父亲淳朴而又浓厚的战友情。他们回忆说，渡江战役前，战友陈宝国牺牲了，父亲特意写信给母亲，叮嘱大腹便便的她，一定要去看望烈士的妻子，而父亲自己的生命，却是可以毫不犹豫献出的。
记者问张文生：还记得胡文杰吗？
“他牺牲了。”张文生想了一会儿，接着说，“野战部队牺牲，是平常的事。”
实际上，解放上海一役中，身为组织干事的张文生，主要负责的就是统计每天伤亡人数。如今，在记者重复问了不下10遍的牺牲战友之事后，他能记得清的，就是“一个团3000人，最后打剩下了不到1/3”。
奇遇记
一位“牺牲”的战友，追悼会都开过了，却死而复生。
这是汤九一的十年寻访中，两次奇遇之一。
解放上海，打吴淞口，汤九一所在参战部队的战友黄文郎，被子弹击中大腿，流血过多而昏死。
民工担架队把他抬到包扎所时，他一动不动，也没有血压。人们误以为他已牺牲，便在战役结束后，为他召开了追悼会。
就此，直到多年以后，在老兵们的寻访中，巧遇了这位“已故”的黄文郎。
一问，才知当年他只是休克。万幸万幸，落葬之前，他动弹了一下，这才被发现，赶紧医护人员输血救醒。
听闻奇遇，老战友们又惊又喜。今年已83岁的汤九一说，血与火结成的战友情，是他晚年获得的最高奖赏。
他这十年访战友，成百成千的信发出去，起草以后用油印，写好以后送邮局，“五角场的老邮递员到今天都认识我”。
另一次奇遇，是大海里捞针——
“有位老战友跟我提供一个消息，说我们师组织科里面，有过一本黑皮封面的联系簿，上面记着连年来的伤亡干部名单。我赶紧问，哪去了。他说，我只知道有，不知道哪去了。我马上给二三十位在组织部门、宣传部门的老朋友写信，大海捞针。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一位老战友张国生，收到我的信后，正在警备区办公，突然听见门口有个人在自言自语：‘哎，这不是松江伤亡名册嘛。’他一个扭身，说：‘你讲什么？’一看，原来是他们警备机关有一位秘书，负责处理档案的，正在一个废纸堆里，翻到一本手写的花名册。他一翻就自说自话，正好给张国生听到了。张国生马上把这东西拿到手，给我打电话。哎呀，我高兴得不得了，大海捞针啊！硬是给捞住了！！这东西现在还保存在纪念馆里。”
问汤老：是什么让你坚持这么多年？又是什么力量，把你们这些老战友聚到一起？
汤老答：就是战斗友情啊！我们这些人打天下不是盲从的，都是自觉地去打天下的。我们有句话叫“战友胜似亲人”。大家在名录上啊、聚会啊，互相看到后，真是比亲人都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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