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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恩来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后来又是李立三、瞿秋白
1929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因周的威望、资历和能力都超过李，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周制定新的中央工作计划，于是，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就成了中央工作的主持者。1930年3月，周恩来被要求到莫斯科汇报工作，中共中央领导权又落到了李立三手中。李立三本来个性好冲动，外号“坦克”，而此时中国正发生冯、阎、桂与蒋之间的中原大战，导致民不聊生、民怨载道，这为中共的发展提供了大好时机，李立三错误地认为革命时机已经在全国范围形成，制定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的武汉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李不顾共产国际的反对并不等共产国际的批准擅自公布这一计划，甚至向共产国际与苏联提出要斯大林放弃五年计划去准备战争，以配合中国革命，这些因素加上李的盲动，导致党和红军力量受到重大损失，斯大林对此大怒。
1930年8月，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批判，撤消了李立三政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秘书长职务。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志下，对李立三的打击不断升级到反“立三路线”。1930年9月—1931年1月， 实际主持工作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李立三于1930年12月赴莫斯科接受批判，受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直到1945年回国。
三、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开始掌握中央实权，赴苏联后又把权力交给支持其“左”倾路线的博古（秦邦宪）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陈绍禹）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虽未入常委，但因得到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支持，开始掌握中共中央的实权。会后不久，又补为政治局常委。由于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在米夫操纵下，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遭处决，王明代理总书记，成立以他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同年9月，他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以后，王明同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指定博古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总负责人，他积极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时间长达两年多，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被选为“负总责”（习惯上仍称总书记），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不久，博古被撤消中央“负总责”职务。会后博古感到大家对他很有意见，情绪低落，无心工作。2月，周恩来出面说服博古把总书记让出来，由张闻天（洛甫）接替他作为党的“负总责”，博古仍为书记处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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