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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睡懒觉的干部从床上拉起来
在根据地，凡是苏维埃政权可以稳定运转的乡镇，几乎所有劳动家庭的儿童都加入了儿童团，我们的活动也丰富多彩。地主子女是不允许加入的，昔日他们趾高气扬，随意欺辱穷孩子，此刻则变得灰溜溜的，站在远处羡慕地看我们练队列、排节目。
儿童团通过写标语、出壁报、搞文艺活动，宣传革命道理和英雄事迹，歌颂红军和苏维埃政权，鞭挞封建制度、陈规陋习和官僚作风。记得1930年湘赣“十万工农下吉安”，第九次攻打吉安城时终于取得成功，时任潞江区儿童团团长的我带着儿童团员们在路旁表演踩高跷，迎接参战队伍返乡。我们有的化妆成兴高采烈的红军战士、游击队员，有的化妆成失魂落魄的地主老财，那热烈欢腾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
实行义务教育，开展扫盲运动，是苏区一项强制性的政策。农村家庭不愿让女孩子外出上学，儿童团员们便挨户做工作，组织她们进识字班学习，同时也动员不识字的父母、成年的哥哥姐姐们参加夜间扫盲班。
那时候，农村吸鸦片和赌博的现象很普遍，难以根除。我们这些思想单纯、无所顾忌的儿童组成了禁烟禁赌先锋队，所向披靡，战果累累。只要一发现有吸大烟、聚众赌博者，我们立即手持木枪花棍冲进现场，砸毁烟具、赌具，哪怕叔伯老子在场，也一律不留情面。
破除封建迷信也是一项重要任务，只要苏维埃政府一声令下，儿童团员们见菩萨就打，见神龛就砸。有的老人警告说：“菩萨很灵，打不得，他会记住你，报复你的。”于是，我们就把脸涂黑，照打不误。晚年想起这些细节，也觉得好笑：把脸涂黑还不是怕被菩萨认出来嘛！
当年我们都会唱这样一首歌：“小朋友，大家齐动手，收集弹壳，破铜烂铁都要收，送去兵工厂，制造新弹药……”那时敌人对苏区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根据地物资匮乏，每个儿童团员都有收集废金属的指标，并开展评比。一等奖是飞机，二等奖是火车，三等奖是汽车，完不成任务的则要背乌龟。当然了，这些东西都是画出来的。记得有个孩子曾创下了当时的记录：一次上交空弹壳60多斤。
大约从1931年开始，儿童团和少先队都组建了“轻骑队”，任务是净化社会风气，打击官僚作风。遇到那些爱睡懒觉的干部，我们一面高喊“反懒惰”一面拍门，有时闯进屋掀开被子，把人直接从床上拉起来。“轻骑队”发现讲排场及浪费现象，就出壁报曝光，还派人盯住饭馆，看是否有官员进去大吃大喝。
不少苏区干部领教过儿童团的铁面无私。儿童团成立之初便承担站岗放哨的任务，小伙伴们执法认真，不论陌生人还是熟人都必须出示路条或通行证，否则不予放行。干部下乡忘记带路条，常常被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带到乡政府进行处理。有位巡视员在大会上号召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儿童团员不吸烟、不喝酒，要求我们“发现一次吸烟或喝酒就出壁报公布，把人请到县儿童局进行批评”。没想到几天后我们发现他在饭馆里抽烟喝酒，于是当面质问他为什么“说话不算话”。
在战火中成长为铮铮铁汉
共产儿童团诞生于武装斗争之中，一开始就按大队、中队、小队的编制组织起来，定期进行军事训练。每年全县儿童团会操一次，区每年两次，各区、乡还时常组织儿童团队列比赛。此外，共青团还请游击队员和红军伤病员给我们讲军事知识，教刺杀、投弹这些单兵动作，带我们“打野操”，即野外战术演练。苏区儿童在战争环境中学习军事，兴趣高，记得牢，很小就树立起组织纪律观念，为参加战斗打下了基础。
根据地多为偏僻山区，交通不便，信件及消息主要靠人力逐站传递，有马也不能骑，因为目标太大。信件通常分3个等级：“急件”插1根鸡毛，“火急件”插2根鸡毛，“十万火急件”插3根，这就是著名的“鸡毛信”。若一时找不到鸡毛，就在信封上画圆圈代替。儿童团员还利用到白区走亲戚的机会，为红军和游击队侦察敌情。有一次，儿童团员贺金姬被派到白区进行侦察，她沉着机智地通过敌方哨卡，而后用巧妙的方法探知敌人的数量和所住位置。这些情报发挥了作用，贺金姬受到湘赣军区的表扬。
土地革命时期，男儿童团员有的直接参加红军，有的先加入少先队、游击队，或担任挑夫、担架员等，而后正式编入部队。这批“红小鬼”在战争中伤亡数量大，只有部分人经过长征胜利走到延安，后来见到五星红旗在中华大地上飘扬。在共和国将军行列中，不少人曾经是当年的儿童团员。红军长征离开根据地后，留下的新老儿童团员们境遇各不相同，有些同家人一起艰难度日，有的在当地坚持斗争，很多人牺牲了，也有一些人离开了，凡是坚持下来的都是铮铮铁汉。
（本文摘编自《回忆苏区儿童团》，《百年潮》2011年第2、4期。彭富九将军于2011年6月逝世，该文是他的生前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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