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富九（1918-2011），江西永新人，1928-1932年先后任乡、区儿童团团长，少共永新县委儿童局书记，1932年12月参加红军。建国后曾任总参谋部某部部长、第一政委，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根据地人民热烈庆祝反“围剿”胜利，前排所站即为儿童团员。《解放军画报》资料室供图
彭富九（中）与原儿童团的战友在一起。彭富九家人供图
又到“六一”儿童节，一个充满幸福和欢笑的节日。我们不应忘记，80多年前有一群同样纯真可爱的孩子正在战火中淬炼成长。他们在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下，为巩固和建设苏区、推动革命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创造了非凡的业绩。本文主人公彭富九将军就是当年的一名儿童团员，老人生动的讲述，再现了战争年代红色少年乐观向上、机智勇敢的音容笑貌。——编 者
从村里的孩子头到儿童团长
1918年，我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一个半自耕农家庭。家乡梅花村位于湘赣边界，距井冈山不到百里。
我记事的时候，家有祖上传下来的几亩薄田，同时租种地主两亩水田，靠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尚可维持生计，然而全家被祖辈欠下的高利贷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
1927年冬的一个晚上，家人正围着灶火取暖，突然听到有人敲靠山的后门。开门一看，全家老小不禁大惊失色，原来是两个带枪的陌生人。身背驳壳枪的那位很和气地说：“请放心，我不是坏人，是来找彭福九和彭寿九的。”福九和寿九是我的两位堂兄。其时，我将满10岁，觉得这个人很神秘。
此后，带驳壳枪的“神秘客人”不时到我家，一来二去，我便与他混熟了。有一回我提出要看他的驳壳枪，他摸着我的脑袋问：“小鬼，你几岁了，上学没有？”我壮着胆子反问：“你是不是山上的土匪？”他笑着把我抱到腿上：“我不是土匪，是为穷人办事的。”还开玩笑说：“你要说我是土匪，以后你长大了也会当这样的土匪。”
后来我才知道，“神秘客人”叫刘作述，是永新早期武装斗争的领导人之一，后任红三军纵队政委，是黄公略军长非常器重的指挥员，而我的两位堂兄已是秘密中共党员，我家就是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点。我在附近几个村庄当中算是个孩子头，受父兄及族中多位革命骨干的影响，表现积极，被推选为乡儿童团团长，就此应验了刘作述同志当“土匪”的那句戏言。
第一次参加战斗被父亲背回家
当年根据地有这样的规定：25岁至45岁的青壮年参加赤卫队，17岁至24岁的青年参加少先队，8岁至16岁的少年儿童参加儿童团（相当于现在的少先队）。
苏区的共产儿童团诞生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当中，其基本成员是农村的苦孩子。团员们平日脖子上系一根红带子，每人一支木枪或一根“花棍”（加工过的木棍），这些“行头”都由自己家里准备，并无统一规格。我们曾要求像少先队一样配备铁头红缨枪，但苏维埃政府认为我们年龄太小，操练时容易伤及同伴，没有同意。
那时山村孩子难得上学，集体活动对我们有很大吸引力，尤其男孩子天生喜欢军事游戏，有活动时招之即来，个个踊跃。因为读过几年书，我这个儿童团长还兼任过乡政府的文书，有空时喜欢练习吹号。
第一次参加战斗是在1928年的春夏之交，袭击目标是30里外茶陵县高陇镇的挨户团。那天晚上，父亲带着我随游击队从梅花出发，翻山越岭抵达高陇民团的土围子。战斗一打响，游击队长便叫我吹号。第一次听到枪声，我紧张得浑身发抖，再加上走了几十里夜路很累，号怎么也吹不响。这个据点四周筑有坚固土墙，我们只有七八条枪，没能冲进去，还牺牲了1名游击队员。天将亮时队伍快速回撤，我困得实在走不动，是由父亲背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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