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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悬剑之下，舌战戴笠
国民政府退到武汉，“东北救亡总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也转至武汉。张学良被幽禁后，东北军及东北人的问题，蒋介石都交给戴笠来对付，目的在于防止他们反蒋，并相机拉拢他们为蒋所用。
1938年4月，戴笠找于炳然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谈话。
戴笠开门见山地说：“炳然兄，咱们做个什么样的朋友？普通朋友还是特殊朋友？”
于炳然反问：“什么是普通朋友？什么是特殊朋友？”
戴笠说：“普通的朋友，你有事，你求我；我有事，我求你。如果是特殊朋友，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很重要的好朋友，而且可以使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
于炳然问：“雨农兄，你看我够一个普通朋友，还是够一个特殊朋友呢？”
戴笠哈哈大笑，说：“如果你仅够个普通朋友，今天的话我就不说了。”
于炳然也笑着说：“我当然高兴做你的特殊朋友。”
戴笠的神色变得有些诡谲，不紧不慢地又说：“不过这里还有个问题。你从莫斯科回国的时候，干卓（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曾给我一封电报，其中说到你有四个优点：第一是富有国家与民族思想；第二是为人精明强干；第三是很有吃苦耐劳精神；第四是很重义气。但另一方面，你的思想左倾，曾与王明有来往，恐系共产党员。他的结论是：此人能用则用之，不能用则杀之。”
戴笠掷出“杀”字后，注视着于炳然的神色。见对方没什么反应，他又做出微笑来：“我接到这封电报，曾很费思考。这样一个好人，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呢？我想不外他主张抗日，当时政府还未抗日。也许他是个理论上有修养的人，认为救中国的办法，三民主义还不够，必须共产主义。可他该知道中国并不是个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实行共产主义。因此，思考之后，我只想了个‘用’字，没想那个‘杀’字。据我的观察，干卓说的你的四点长处，都是事实。因此我想，他说你‘恐系共产党员’，也不会不是事实。现在这样，你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事’，说你从未加入共产党，或是脱离共产党。只要这样，我到委员长那里，以人头担保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来。”
于炳然从容不迫地说：“你愿不愿意你的特殊朋友在社会上闹到人所不齿的地步？”
戴笠说：“当然不愿意。”
于炳然说：“假如我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事’，说我于炳然不是共产党员；随后，人家在《新日报》上登个反问启事，说某某人声明不是共产党员，但谁说他是共产党员了？无的放矢，何其无聊乃尔！或者再加几句更挖苦的话，叫我在一般朋友中何言自解？干武官说我的长处，我虽然愧不敢当，可是我愿用以自勉。至于说我‘恐系共产党员’，这绝非事实。不错，在莫斯科由于我主张抗日救国，我愿意知道共产党对于抗日救国的主张，所以接触过。我可以给自己担保。以你的权力，难道还怕我吗？”他态度平静，话中寓理。
戴笠听了之后，没有吱声。最后勉强地说：“请你考虑考虑吧。”
戴笠一面以杀头相威胁，一面以高官相引诱。于炳然既不为所屈，又不为所动，凭借大智大勇，巧与周旋，使戴笠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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