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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批判陈伯达惨遭迫害
于炳然于1941年1月返回延安，先后在中央政研室及情报部任职。他可回到家里了，满腔热情地开展工作。
陈伯达此时是政研室主任。于炳然发现，陈着意培植自己的势力，拉拢亲信，挤压、欺负持不同意见的正直同志——这实在有损于党的形象。于是，他给任弼时写信，指出陈的领导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没有料到，这为自己植下了苦果。
整风运动开始后，陈伯达在1942年6月27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旧阶级本性的改造》一文。于炳然发现该文歪曲了毛泽东“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运动造成误导。7月23日，《解放日报》登出于炳然的《就教于陈伯达同志》一文，逐点分析了陈伯达的原则性错误，还不客气地指出陈的多处理论失误。
陈伯达又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回答于炳然同志》，为自己辩护，最后几句话更是锋芒毕露：“在整风运动中，每个同志都着重反省自己，而于炳然同志倒也不妨在这些上面多关照—下自己。于党、于己、于人都是会有好处的。”
不久，于炳然祸从天降。那时，康生与陈伯达已相当“默契”。康生曾先后任中央社会部长、情报部部长、调查部部长等数职，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他在《抢救失足者》报告中，公然信口雌黄：“‘东北救亡总会’是红旗特务机关……于炳然准备好人，准备好枪（指与炳然同来延安的副官、警卫员及他们的佩枪），要与胡宗南里应外合，包围边区，进攻延安……”
于是，于炳然被捕，惨遭各种批斗、逼供、酷刑。
1944年初，周恩来回到延安。得知于炳然和“东总”其他人蒙冤遭害，他痛心地说：“怎么能这样搞法呢？‘东总’是我们党的外围组织，哪有什么‘红旗特务机关’？一定要甄别。”他证实了于炳然从事统战、情报工作的经历、贡献及撤回延安的情况。但康生对周恩来的指示，用拖延战术顶着不办。两年后，周恩来听说于炳然仍然在押，立即从重庆发回电报，于炳然这才恢复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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