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毛泽东：临终前最后阅读的是哪本书?

毛泽东读书，一方面“我注六经”，一方面“六经注我”，常有妙论。他认为《金瓶梅》反映了宋代的经济情况，“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他用《水浒》现身说法要克服“山头主义”。他还把孙悟空大闹天宫与整风中反官僚主义联系起来，并为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等人翻案。毛泽东认为纣王统治时期的商朝是当时最富强、文化程度最高的奴隶制国家，但他宠爱妲妃、剖心比干，由此得了“大暴君”的恶名。实际上，纣王能文能武，曾亲率大军东征夷人，保卫了商朝在东南方的安全，并逐步使中原文化发展到东南，为历史演进作出了贡献。毛泽东有一次与林彪谈话时，特意引用了《论语·卷十九》中子贡的一句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即纣的不好之处，并不像人们所说的这么厉害。秦始皇扫六合、并天下、书同文、车同轨、开郡县，堪称千古一帝。至于“乱世奸雄”曹操，毛泽东认为他雄才大略，“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历来反对死读书，反对“本本主义”，“读书，钻不出来的是蛹，钻出来的是蝶”。他之所以出口成章、著作等身，这与读书成癖、活学活用的习惯不无关系，正所谓“书痴者文必工”。在毛泽东的文章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源自《尚书·盘庚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新民主主义论》中“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语出自韩愈《原道》。形容国际形势大势，毛泽东借用《红楼梦》之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为了阐述生死大义，毛泽东由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引申道：“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他还用“阿Q”来嘲讽对手：“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

全党学习 疑义相析

除自己以身作则、勤学苦读外，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要加强学习，提升能力。在《文化课本》序言中，毛泽东要求“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这样“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在毛泽东看来，“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在延安，他提议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他还同意设置流动图书馆，定期交换图书、交流读书经验。

部署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是毛泽东推动全党读书活动的一项重要举措。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审定了“干部必读”的12本书，其中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国家与革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等。后来，毛泽东又决定扩大阅读规模，提出学习30本马列著作的意见。他认为原来的书目中，哲学书开得太少了，至少应包括普列汉诺夫的论著。

毛泽东有时领衔编图书给大家阅读。《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被称为“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主编正是毛泽东。全书搜集各地材料170多篇，共计90余万字。毛泽东亲自为其中百余篇材料写了按语，并为该书写过两篇序言。

光读书不行，还得相互交流、讨论。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组织过学习哲学小组，参加者有艾思奇、何思敬等人。他们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探讨辩证法唯物论，并讨论工作和生活中的哲学问题。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又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员包括田家英、胡绳、邓力群等。每天下午，读书小组成员一起边读边议10页左右内容，除星期天外，从未间断，直至读完此书。读书活动结束后，毛泽东在读书期间的谈话被整理为笔记，供大家学习。

除了“有字之书”，毛泽东还重视要多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他曾在《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对于司马迁、郦道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毛泽东非常欣赏。为了践行“开门求学”的理念，毛泽东早年先后与萧子升、蔡和森等同窗好友游历了长沙、宁乡、沅江等市县，深入基层了解民情风俗。在安化，他们拜访了饱学的夏默庵。为试探来者学识功底，夏先生特意出对“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毛泽东当即手书“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留下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