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解读国民党的碉堡“围剿”战略

该意见书得到何应钦的高度重视。何应钦下令将其印成小册子，分发在赣各级官佐，并确定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除控制苏区外围各县城要点外，在野外也修筑坚固阵地，从江西赣江向东延伸至福建建宁，构成一条800里长但没有完全连接的弧型阵线。

面对国民党军的新战术，红军确定了“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方针，首战攻击龟缩在吉安富田坚固的堡垒里的国民党第五路军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和第四十七师上官云相部。两师深感红军势大，怕步张辉瓒后尘，观望不前，不敢贸然“进剿”。红一、红三军团在紧邻富田的东固深山密林中隐蔽待机近1个月。1931年5月，何应钦为向南京国民会议献礼，严令第五路军“不顾一切，奋勇前进。为期攻下东固，树各路之先声”，限令5月15日前占领东固。在军令督促下，公秉藩和上官云相两部脱离坚固阵地，向东固进发，钻进了红军布下的口袋阵，结果被红军消灭大部。随后，红军就势向东横扫700里，再战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战五捷，打破以堡垒战术为主的第二次“围剿”。

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碉堡战略的提出

对第一、第二次“围剿”的失利，蒋介石认为主因是以杂牌军为“进剿”主力，于是代之以中央军嫡系部队为“进剿”主力，进行第三和第四次“围剿”。由于采取的策略仍是“分进合击，长驱直入”，这两次“围剿”在红军机动灵活的运动游击战面前均遭失败。

在第四次“围剿”中，以陈诚的嫡系组成的第一纵队第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九3个师几乎被全歼，这促使一些黄埔出身的嫡系将领对“剿共”策略的反思和总结。

在宜黄县黄陂蛟湖战斗中，第五十二师参谋长柳际明面对红军潮水般的攻击，在整个部队陷入各自为战的状况下，指挥该师辎重营，依托村庄构筑工事，奇迹般地得以逃脱。柳际明本为黄埔军校工兵科教官，善筑工事，由此提出实施碉堡战略的建议。第十八军副军长罗卓英也意识到工事的重要性，提出“多流汗，少流血”的口号。陈诚总结各将领的建议，将碉堡战略的好处归纳为五点：1.主动在我，攻守可以自由；2.后方可以确保，民众可安然来归；3.共军难以向共区之外获得物资；4.我可省却防御兵力；5.共军之狼奔豕突之惯技无法得逞。在此基础上，陈诚进而提出“碉成民安”口号。

1933年3月21日，红一方面军在宜黄东陂草台岗歼敌第十一师大部和第九师一部，红军主力7万余人顾不上打扫战场，迅速向北进发，以林彪为总指挥，展开攻取乐安县城的战斗。乐安守军为敌第四十三师的孔令恂旅共5000余人。第四十三师是杂牌军，被作为后方守备部队，此时刚划归陈诚纵队指挥。国民党军虽然在附近的崇仁地区集结了7个师的兵力，但慑于红军的打援战术，不敢迅速赶来救援。

蒋介石本以为乐安县城能被红军轻易攻破，但结局大出国共双方意料，孔令恂防守得特别顽强，红军采用强攻、夜袭、坑道作业等战术，围攻数昼夜，牺牲数千人，竟然未攻下乐安。究其原因，是孔令恂部在守备乐安时，在县城和城墙四周修筑了大量堡垒。随后，红军转攻宜黄县城。宜黄守军是柏天民的独立三十二旅5000余人。柏天民接受团长王耀武建议，依托县城坚固工事固守并取得成功。

红军两次攻城受挫，对国民党军队而言，虽属战术层级的小胜利，却意义深远。处于弱势的守军依仗碉堡能扛住几乎全部中央红军大规模的攻击，使得蒋介石对碉堡战术认识发生了转变。1933年5月，蒋介石在崇仁召开军事会议。会上，罗卓英再次提出多做工事，“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观点。对此，蒋介石嘉许说“这是战胜红军的要诀”，要到会者身体力行。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专门谈及“剿共”战略战术要点：“多筑据点，勤修碉卡，纵深配置，以求稳固，吸引共军来攻。当碉堡线稳固，共军疲于攻击之后，又轻装急进，便装远探，秘密敏捷地向前推进。”

1933年上半年，蒋介石聘请德国将军冯?塞克特为军事顾问，帮助制订新军事计划。塞克特苦心研究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得出国民党军队应尽量避免与红军野战，用碉堡战术进攻红军的结论。塞克特认为：中央苏区方圆不过500里，只要坚持修碉堡筑路，逐步推进，即使一天只向前推进一两里，不到一年也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因此，他建议蒋介石改变战法，把“长驱直入”改为“步步为营，稳扎稳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