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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怎样吸收和借鉴，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的党，在否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理论的背景下选择了我们自己的道路，在学习、借鉴和继承的同时，如何防止因学习而把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解构掉，确实是一门不浅的学问和艺术。这正是我们提出“批判地吸收借鉴”这个观点的深刻含义之所在。
在这方面，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大家和高手。他把两者巧妙结合，为我国既坚持社会主义、又突破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围堵杀出了一条血路，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在这个领域里面，邓小平可以说是挥洒自如，充满大智慧。
粗略地概括他的智慧：
一可曰“夺旗帜”。长期“左”的影响，使我们在许多领域里面动辄问“姓社姓资”，把不少原本属于全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东西看作资本主义特有的，结果是，这些东西没有销声匿迹，照样发挥着影响，而我们自己则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失去了话语权。因此，夺回这些旗帜，为我所用，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特别重要的一招。邓小平抓住思想解放这个关键，一个“猫论”，一句“摸着石头过河”，一招“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分开来”，把大量过去失去的话语权统统收入囊中，一下子扭转了局面。在回答西方记者“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都是坏的”的提问时，他不但给予了肯定回答，而且突出强调，“一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体现了超越意识形态的眼光和境界。
二可曰“涂颜色”。有些成果，西方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用。但从历史渊源讲，这些成果确实又是人家发明的，不可避免地带有人家的色彩。怎么办？邓小平的做法是：加上“社会主义”，就可以为我所用；加上“中国特色”，就把特殊性和一般性结合起来了。例如，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比我们搞得早。现在，我们也搞民主，西方人难免会用自己的民主观对我们指指点点。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没有选择放弃民主，而是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在高举民主旗帜的同时，也拒绝了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同样，一个“中国特色”的概念，既回击了僵化保守力量对改革开放路线的质疑，又断了西方别有用心的势力催促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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