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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曰“算明账”。对于好的东西，该承认就承认下来，不含糊，不藏着掖着、吞吞吐吐，但心中有数，不被人牵着鼻子走。在这方面，邓小平对普选的态度是最典型的。一说民主，西方人就拿出普选来作为衡量标准。对于这样一个大家普遍认同的概念，邓小平首先予以认可。但是，认可了，并不等于我们就得照搬。邓小平自有解读：50年以后，我们可以实行普选，但现在的条件不成熟——三言两语，把底线交代得一清二楚。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邓小平则体现了另一种成竹在胸：既然香港在现有制度下保持繁荣，回归后可以继续实行它的那一套。香港无需因为回归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内地更无需因为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便要改掉自己。一国两制，各得其所。在当时普遍存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水火不容的观念的背景下，邓小平言简意赅地把这笔账算得明明白白。
四可曰“不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事业，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只能靠摸索前进。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毫不含糊：大胆试，大胆闯，对与错，是与非，在探索中才能见分晓，错了改过来就是。不能因为错误难免，就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前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对有些一时无法说清楚的问题，可以先搁置起来，不搞无谓的意识形态论争。邓小平不止一次地讲到“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一发明的钟爱。在他看来，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只能使得问题复杂化，而且白白耗费了大量时间，丢失机遇。也正基于此，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意识形态论争，邓小平不无惋惜地评价：“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以上概括，极为简略。邓小平在这方面的政治智慧绝不仅这几招。不管哪一招，之所以能收放自如，根本还在于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自信。正因为此，我们不难发现，千招万招，在他老人家那里，我们绝对找不到“退让”这一招。躲闪，画地为牢，把自己封闭起来，让出阵地，与他老人家的性格和勇气是格格不入的。
今天，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我们和国际社会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联系更加紧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深入学习领会邓小平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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