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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沂被打成右派，他很不服气，他在宣布的会场上对宣布人说：“你们开除了我，我自己没有开除。总有一天，我还会回来，继续做一个共产党员、解放军战士。”不过，陈沂深感遗憾的是，在他任总政文化部长的岗位上，一是没有把三大战役的剧本写出来，二是“军人之家”未建设好（主席已批了三千万元），三是没有建成解放军交响乐团。陈沂被打成右派，他的许多老战友都没有把他当右派，他从北京来齐齐哈尔时在哈尔滨停留两天，等待省委分配工作；其间，他在哈尔滨工作的老战友，如市长吕其恩、哈军工副院长刘居英少将、政委谢有法中将都先后来看望他。当时，陈沂认为自己最多在齐齐哈尔呆3年，就可以回到党内、军内。可他没想到，这一呆就在黑龙江呆了21年。
他“劳改”的第一个地方是园艺试验站，该站长是陈沂的老部下，当年在西满军区文工团当团员，后来转业下来的。站长对陈沂外严而内热，他经常对陈沂说：“你适当的干些体力劳动。比如，给苹果树剪剪枝，给其他植物培一培土。你可以写东西，看看你喜欢看的书。”陈沂平生在穿着、饮食方面的要求并不高。到了园艺站后，吃的是大锅菜、窝窝头，为了力争群众化，他很少上街。站里给了他一间6平方米的小房子，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他的行李很简单，就是一个衣箱和一包书，加上一个小收音机。晚上，陈沂就依靠十五瓦的电灯看书、写字，或听收音机，了解国家大事。园艺站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位女同志，表面上对陈沂还可以，就是喜欢在陈沂面前，不时摆出一脸宁左勿右的左劲。隔三差五的要叫陈沂向她汇报改造的思想情况。有一位分配来的大学生，是福建人，对陈沂很亲近。南方人到最边远的北方来工作和生活，特别是饮食很不习惯。陈沂以身作则，劝导他一定要学会适应环境。陈沂说：“我在贵州长大，也是南方人！慢慢就会习惯的。”两人之间很谈得来。那位女书记把那位大学生叫来谈话：“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你可要少和他接近！”弄得这位青年大学生心绪踌躇不定。说疏远陈沂吧，在他心目中，陈确不像右派，倒像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师长。说来往吧，又囿于女支书的政治压力。有一天，他把这种无奈的情绪悄悄告诉陈沂。陈深感气愤，坦然地告诉他：“不要怕，我们之间算是忘年交，光明磊落……”女支书见他们两人照样来往无间，反倒觉得莫可奈何。陈沂这段时期的劳动、生活、工作、读书、思想等情况都活生生地反映在他和爱人马楠的通信中。为了激励丈夫好好劳动，正确看待逆境中的困难，放眼光明的未来，马楠每隔两三天就给陈沂写一封信，一写就是四五页纸，这给困顿、寂寞中的丈夫极大的安慰和力量。马楠在给陈沂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最亲爱的丈夫，我们在战争年代是共过患难、同过生死的战友。你知道，忘记过去，忘记过去，这是使自己愉快起来的最好方法，要学朱总司令‘肚量如大海’。每一个伟大人物的发展也都不是一帆风顺。”
陈沂在齐齐哈尔劳动改造时亲身经历并参与自欺欺人的两件事。头一件事是把几亩地的白菜，经过精心操作，在晚上夜幕的掩盖下，活生生集中在一亩地里。到了第二天，市局领导率上一群干部来参观所谓“白菜放卫星”真是轰动一时！一亩地高产出几亩的白菜。另一件事是放奶牛卫星。当时干部群众已经开始面有菜色。可这头奶牛真享福了！不仅比人吃得饱，还比人吃得好。精选饲料，如黄豆、燕麦，乃至面粉做成的饼，每天定质、定量、定时地喂它。吃得这样好，牛的体重不断增加，可谓名符其实的膘肥体壮。接着，还要精心服侍，用热毛巾不断地对奶牛的乳房反复细致的抚摩，揉擦、搓贴……有一天，奇迹出现了：牛奶像喷泉一样，一连接了几大桶。牛奶高产，卫星放成功了！于是奶牛身价百倍。不是它陪人，而人陪着它坐上汽车，到预定的几十里之外的比赛场参加比赛。牛不负苦心人，终于得胜而回。于是领导表扬，新闻宣传。陈沂当时心里暗暗自责，也暗暗自问：这放出来的卫星，难道当当领导的真的就信以为实，一点也不生疑吗？当时全国都是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的舆论环境，他也左右不了。但亲自参加了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良心还是受到了自责。1979年他复出，当了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偶尔谈及此事，他自讽地说：“在大跃进时期，我还参与制造了两颗小小的卫星，这算是犯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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