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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年，拥兵避战的韩复榘被捕后，交付设在武汉的战时最高军事法庭审判。这消息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在行刑前一天，陈博生通过他在军法总执行监的熟人得到可靠消息，便赶写了一篇精悍的社论，题为“韩复榘应明正典刑”。翌日，韩复榘被押赴刑场。马超群大为振奋，逢人便说:“陈先生料事如神，说韩复榘该枪决；报纸一出，韩果然死翘翘了。”
《申报》(汉口版)的第一版比较有看头。曾虚白撰写的社论与评论、杂感均很有水平，对日寇的侵略罪行与战争中的烧杀掳掠罪行怀有强烈的愤慨，直斥为“酋军”、“酋兵”。曾氏还常绘出赣西北上高战役、南昌战役、湖口攻守战、皖西大别山区争夺战等战事的“敌我态势略图”，并注上我军和日军部队番号、大致人数、武器装备等用以说明，让关心战局的读者们能一目了然。赵效沂则较喜欢引用路透社、合众国际社、塔斯社等外国通讯社的有关中国战局的新闻消息来加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朱镜心、金华亭等人撰写的文稿同样有自己的特色。他们主张既报道宣传国民党军队主力的御敌作战情况，也报道在华北地区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及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江南江北新四军及游击队的战绩。比之国民党当局一手控制下的《中央日报》《扫荡报》《正气报》等报纸，《申报》(汉口版)还是较为进步的，体现出了申报“为民立言、为国家民族发展生存作贡献”的方针和精神。
毕群是湖北谷城人，作为主要的外勤记者，他肯出力，能吃苦，每天拂晓就骑车外出采访，由于外勤人手太少，采写的新闻很有限，但毕群关于募筹抗战基金、武汉三镇百万民众捐款捐物活动，及宋庆龄、宋美龄姐妹去医院看望慰问前方下来的伤病员等新闻报道称得上图文并茂，具有感染力。
《申报》(汉口版)自策划到发刊，当事人似乎只有保持“分号”的招牌，未积极谋求更大的发展。每天仅出四开一大张，也没什么副刊。总的看版面趣味性少了些，新闻容量有限。赵效沂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曾赴英留学，专攻新闻专业，文字功夫好，写作或编稿都较为沉稳。他自《申报》(汉口版)开张，到1938年夏停刊，共工作了半年多。朱镜心则在报纸停刊后又奉调去上海租界内的申报总社继续工作。
马超群对报纸采编内容一直未加干预。但他对同仁起居生活却极为照顾。在市区办事处，编辑人员也各设置了一张办公桌，对外间寄来的信件，马超群必定安放在各人桌上。他还在附近一家大饭店租一房间，供编务人员下午无事时前往流连，喝喝茶、打打牌、听听音乐唱片。后来有些亲友也闻风而来，乃至武汉三镇的同业人士也来参加，俨然将那个陈设有成套沙发和桌椅，有好茶饮又供应茶点的房间当作了休闲俱乐部。马超群自己是从不来玩的，他只是出钱的东家，按月开出支票叫会计陈洪祺去结结账。马超群的“嗜好”为看戏、与老朋友海阔天空“穷聊”。
据赵效沂回忆，《申报》(汉口版)同仁间的和睦相处，也是他多年后极难忘记的。马超群那时已快六十岁了，鬓发半白，常手持一支一尺长的旱烟杆，呼呼而吸，一面操上海话痛骂凶残的日本鬼子外，兼骂西洋人，捶胸顿足曰:“这些‘绿眼睛’，不真心实意帮助中国打东洋小鬼子，良心坏透哉！”跑外勤的记者毕群满口湖北话。迄今已事隔数十年了，赵效沂每一思及，犹如亲闻其声。
(三)1938年9月，即武汉撤守前，申报总部决定结束汉口版业务。马超群给朱镜心打了招呼，调他去上海申报工作，对毕群、赵效沂、金华亭等人发放一笔尚可观的遣散金。赵效沂心中惦记临时住在湘潭的妻儿，接过钞票，卷起铺盖打道回府，过长沙水陆洲时，遇到老友张明炜(时任中央社长沙分社社长，1983年在台北去世)，他约赵到《中央日报》服务，并推荐赵担任驻南岳(衡山)的特派记者。于是赵效沂就到了中央日报工作。（陈红;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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