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平津形势危急。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催促北京大学校长兼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飞来南京，并于12月14日派专机到北平“抢救”名流学者。胡适马上联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著名学者陈寅恪等人。结果，不但陈垣不愿意离开北平，就连胡适小儿子胡思杜也不愿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胡适实在舍不下东厂胡同（即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几大间屋的书籍，很想有人照看这些被其视为生命的书，现在既然小三思杜不愿走，那留下照看一阵子也不是不可以，因为在他看来有美国人撑腰的国民党政权，迟早还会卷土重来。所以他只挑选了他视为宝贝的一部16回残本的《石头记》抄本和《水经注》稿本随身。而江冬秀不愿意扔下小儿子，对骨肉分离感到非常难过，留下一箱细软和金银首饰，说是让思杜日后结婚用。
最终也只有梅贻琦、陈寅恪等少数知名学者随胡适一起飞到了南京。哪知，几个月后，竟翻天覆地，沧海变桑田，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北平和平解放后，胡思杜被分配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政治研究院二班七组学习。胡思杜急切地想要融入新社会，为了做一个脱胎换骨的为新政权所需要的干部，他主动上交了父母留下的一箱财物，各方面表现得均很积极和进步，并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他还将胡适留下的书籍装进108个大木箱献给新中国，这些书成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近代史研究所的“镇库宝物”。学习期间，在组织的启发下，他总结了自己的思想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他这种迫切要求进步的举动，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赞赏，使他得以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结业后，作为副教授，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现在的西南交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又名马列部）教历史。胡思杜原来就是学社会科学的，现在学有所用了。
当初，中国共产党对胡适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批他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另一方面又频频向他示好，希望他能为新社会服务。在胡适南飞前夕，中共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播出了“对胡适之先生广播”，要求他不要离开北平，并许诺让他继续做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不仅如此，还派潜伏在北大的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冒险去当面劝诫他。胡适的反应是微微一笑，说：“他们要我吗？”结果胡适南飞了。这样，政策也就由拉拢而转向批判了。
胡适到了南京后，被分崩离析的国民党政府以非官方的民间使者的身份派往美国寻求援助。
胡适刚到美国不久，他的老友、历史学家、辅仁大学校长陈垣首先于1949年4月2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的文章，香港报纸也转载了此文。文中说道：
“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了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在批评之后，便是劝喻：
“我现在很诚恳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幡然觉悟……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身在美国的胡适，看到统战意向十分鲜明的陈垣这封吁请他回归人民阵营的公开信后，公开表示鄙夷。经过分析，他认定这是一封“伪书”，因为陈垣不会写白话文，这肯定有人捉刀。于是他在1950年1月9日，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篇《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的文章以作为回应，对陈文逐条予以驳斥，说陈垣他们现在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明确表示不可能和他在一条路上相见。
5个月以后，即1949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又公开发表了胡思杜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这篇文章，是胡思杜在“华北革大”学习时写的《思想汇报》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其中有些文字是很伤人的：
文章说，胡适“对反动派的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今天，我受了革命的教育，我再也不怕那座历史上的‘大山’，敢于认识它，也敢于推倒它，也敢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秤来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胡适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文章还开列了他这位“战犯”父亲的种种罪状，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利益密切的结合”、“甘心为美国服务”等。他还表示，“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虽然“我以为在思想上大致划分了敌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许多不能明确割开的地方”。
胡思杜的这篇文章，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震动，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为唐德刚《胡适杂忆》作序的海外著名学者夏志清先生，读了胡思杜放肆地严厉地公开斥责其父胡适的文章后，禁不住破口大骂其“不成器”！胡适本人所受的打击那就可想而知了。但他很快就从大为尴尬中平静下来，他不相信这是儿子的真心话，和陈垣的公开信一样，他都认为是捉刀之作，所以他未有表露心迹，只是平静地把那篇文章剪下来粘在日记上。
1951年11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国青年》刊物上转载，接踵而来的便是大陆方面以此为契机，兴起了第一轮胡适批判高潮。当新中国需要开展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时，胡适自然就成了一个靶子。随着意识形态的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升级，这种批判越来越严厉，几乎所有胡适的旧友、弟子也都参加了这种不得不参加、不得不以此摆脱自己政治困境的批判。其间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如汤用彤、金岳霖、马大猷、朱光潜、梁思成等都写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场。而胡思杜的文章对大陆学人也起了“启发”的作用，比如胡适的弟子罗尔纲先生，拜读了胡思杜的文章，“从此解决了心头的难题，豁然开朗了”，即“启发我认识到胡思杜与胡适还可以划清敌我界线，我这个做学生的，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线了”。
这场批判从1951年11月到1952年1月底，因为“三反运动”而被暂时搁置。1954年，两个“小人物”批判红学权威俞平伯，因为俞平伯是胡适的弟子，所以风潮便很快地又向胡适卷来。在这场批判中，胡适被扣上了许多骂名，如“异族胡适”、“文化汉奸”、“胡适这个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出卖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这场批判风潮持续了10个月，范围广力度大，彻底地把胡适批透了。
因为胡思杜以“大义灭亲”的方式痛骂“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有功，一度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此时的胡思杜思想开朗，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反动的父亲“赎罪”，同时也强烈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是组织上一直处于考验之中，加上全国上下正在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使他受到连累，梦想迟迟不能成真，一拖就是几年。胡思杜这才知道，作为“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儿子，他的压力有多大！
胡思杜曾有一个女朋友，在贵州，但后来这个女朋友不知何故跟他分手了。因为出身不好，以后胡思杜一直没交上女朋友，别人一介绍，女方一听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就不同意了。但他一直努力工作，尽量乐观，不让人觉察他背有沉重的思想包袱，仍一如既往地全心全意的向党组织靠拢，按照组织上的要求，积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