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在攀登峨眉山的崎岖小径上，邓小平问候乡亲。
为群众谋利益——“要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从1959 年到1961 年，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1960 年11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解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 年3 月13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和在北京参加北三区会议的干部写了一封信，提出应当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并提出希望邓小平、彭真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地实地调查的设想。
1961 年4 月7 日至21 日，邓小平和彭真组织五个调查组，到北京郊区的顺义、怀柔等地农村进行调查。他们走访了十几个社队，以蹲点、座谈、访问等形式，详细了解农村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情况。
针对人民公社的“一平二调三收款”对社员生产积极性的影响，邓小平说，调动干部和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关键问题就是要尽快制定“三包一奖惩”（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和“四固定”（将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队）责任制。包产单位要小一些，便于互相比较生产条件，让社员在同等条件下搞生产竞赛。定生产指标要留有百分之十的余地，照顾到有产可超。要克服平均主义，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承包单位之间、社员之间无论如何不能拉平。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 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在谈到如何确定吃粮指标问题时，邓小平说，人与人之间劳动有强弱，干部也有好坏，出勤多少也不一样。为了奖勤罚懒，不仅在劳动报酬的工分上要有差别，口粮的差别也要相当明显。这样就能克服平均主义，就能刺激生产者搞好生产和克服各种灾害的积极性。多产多留多吃多购，按劳分配，群众是会赞成的。
邓小平在顺义多次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群众对公共食堂的看法。面对多数人都不敢说真话的情况，邓小平严肃地说：“公共食堂是个大问题，现在群众议论很多，要注意一下，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在调查期间，邓小平还考察了城镇集市和庙会。看到农贸市场萧条，供应紧张，大批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消失，严重影响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后，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对随行的县委及公社负责同志说，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政策问题，是流通渠道问题，过去有人关心的事，而现在没人关心了、自流了。他要求大家用经济办法，而不是用政治办法，把生产发展起来，把各种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恢复起来。他还特别指出，社员的家庭副业不能丢，应该是六畜兴旺，尤其是养猪，很重要。既能满足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又能增加农民的收入。
经过半个多月的实地调查，邓小平、彭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5 月10 日，他们联名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其中指出，从一个多月调查的情况看，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指示的结果，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要进一步全面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惩”、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报告明确指出，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建议吃食堂、不吃食堂的都给予便利，对包产的方法是不是可以采取包产那部分的余粮购九留一，对超产部分的购四留六，把生产队的分配和社员的生活分开来。
5 月，毛泽东批发了邓小平和彭真的调查报告。之后，在全党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 年五六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重新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村六十条”），取消了公共食堂，取消了供给制，生产队在管理本队的生产上，有了一定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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