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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就是向中央提出一份建议书。
这不是一般的建议书。它是有关在国际核竞赛中我国能否取得强国地位的一件大事，是涉及到我国核武器事业战略决策的大事。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事情至关重大。
十年之后，原九院科技委主任、中科院院士于敏，邓稼先的继任者、原九院院长、中科院院士胡仁宇，和现任九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联名在1996年7月22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十年，我们时刻怀念》，副标题是《纪念邓稼先院士逝世十周年》。文章极其简明扼要地提到了这份建议书的内容、作用及其深远的意义。文字不多，但份量很重。
胡思得等三位同志的文章说：“十年前，已身患重病的稼先以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深厚的业务功底，通过对核大国当时发展水平和军控动向的深刻分析，认为核大国设计技术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不需要进行更多的发展。因此有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改变它们先前坚持的主张、作出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其优势地位的决策。”文章接着说：“核大国这种举动，对他们自己已不会有什么重要影响，而对于正处在发展关键阶段的我国，则自从1945年美国进行了世界上首次核试验后，苏联和英国也分别在1949年和1952年进行了各自的首次核试验，当时，美、苏、英在世界上处于核垄断的地位。核武器的极大破坏性震惊了国际社会，许多国家发出了禁止核试验的呼声。直到美、苏、英在基本掌握大气层核爆炸的效应数据和完善了他们的地下核试验技术后，三国才于1963年签订了部分核禁试条约。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于敏等三同志文章中所说的：“核大国设计技术的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若干年来，它们的核武器设计技术发展很快。它们从战略核武器到战术核武器做到了小型化多弹头，实现了多种不同性能、不同型号。这些核大国已经把大的、小的、远的、近的、天上的、地下的、水里的都做出来了。不仅如此：现在他们已经可以达到实验室模拟，以取代实际的爆破试验。也就是说，再不用到空中、地下去搞核爆炸，只用计算机就能得到通过爆炸试验所需要得到的一切。核爆炸试验对于它们三国来说已经可以存放到保险柜中了。
核大国到了这个水平，它们就想用禁止别人做核试验的办法，来保持自己的核强国地位。
这一严峻的事实便是邓稼先向中央提建议书的由来。于敏等三同志的文章说：“十年之前，我们的事业正处于十分关键，十分敏感的发展阶段，如果一旦受到干扰和迟滞，就会丧失时机，产生稼先所指出的‘多年努力，将功亏一篑’的严重后果，将对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严峻的形势，使邓稼先万分焦急。他不顾重病缠身，亲自组织研究讨论，起草给中央的报告，申述意见和建议。”
建议书的首要意义自然是它直接关系到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但是它还有一个特别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它提出了我们中国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
因此，现在的组织领导者，特意选定邓稼先逝世的日子，于十年后的这一天，即1996年7月29日进行我国在核禁试前的最后一次核爆试验，以此使人们永远铭记邓稼先对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次核爆试验成功的当天，我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 报纸上的标题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和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声明说：
“1996年7月29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中华人民共和国郑重宣布，
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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