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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瘟神”不单指血吸虫病，也是喻指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形象及其带来的社会弊病。如何改变这种落后面貌，要靠社会主义建设；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试图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道路。为此他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并认为找到了不同于苏联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方法，即群众运动的方式。组诗第二首则是对人民群众建设运动进行歌颂。当时曾有“向地球开战”的号召，毛泽东在诗里抒发了六亿人民战天斗地的豪情。这首诗本来写于盛夏，然而诗人笔下却是一片春天景象，所谓“春风杨柳万千条”。全国人民仿佛具有了孙悟空的“法性”，可以“应物随心”，做到“青山着意化为桥”。而“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也把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中的六亿人民“孙悟空化”了，似乎具有了超自然的力量。这在当时一些民歌中也得到了反映，如《我来了》之类。《送瘟神》表现的主旨是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中可以看出孙悟空的勇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对这种探索起到了鼓舞的作用。
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写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诗。诗中孙悟空直接出场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诗人笔下的孙悟空俨然成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战士了。当年的反修自有反对苏联霸权之意，这里就不多赘言了。
毛泽东自鉴个性中有“猴气”也有“虎气”，“虎气”“是为主”，如何理解“虎气”与“猴气”的兼备共存呢？在毛泽东看来，“虎气”是正视现实的障碍和困难勇于挑战的战斗精神状态，“猴气”则是对勇于挑战的战斗精神的灵动飞扬。“虎气”主要是体现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坚定性的一面，“猴气”则主要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灵活性的一面。
毛泽东的诗词在创作方法上倡导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这五篇诗词显然都是侧重表现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一些研究者在谈到毛泽东诗词中浪漫主义特色的形成时，往往只是与毛泽东喜读唐代“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联系起来考虑，这是不够的。“三李”对毛泽东诗词创作影响主要是在浪漫主义手法的借鉴上，而孙悟空身上体现的敢于向阻碍前进、反对进步的最高权威挑战、勇于拼搏、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则影响到毛泽东的正气凛然的坚毅性格的形成，也成为毛泽东诗词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浪漫主义诗歌的基础。
〔作者丁毅，黑龙江大学伊春分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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