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3条厚裤被压得很皱，应该请干洗店清洗一下。一问，洗一条要3元，太贵；我问熨一下多少钱。一条1元。我请店里熨了。南岭小学几次要我去讲祖昌艰苦奋斗的故事，答应他们明天讲。中午在他们学校吃午饭，这是我最怕的事。自己带点面条请他们加工。
●党支部来慰问，送来一个红包40元。我想：去年是20元，今年是40元。钱不多，但沉甸甸的。我一年交60元党费，反馈给我40元，我这个共产党员真有愧呀！我想，以后我每月要交50元为社会公益事业献爱心。
●到县政府大会议室听报告,关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这个学习活动终于落实到离退休的老党员中了。这个学习确实万分重要，因为有些党员忘记了共产党的宗旨、奋斗目标，一味追求物质享受，唯利是图、吃喝玩乐成为他们的人生目标。
——摘自龚全珍日记
我常梦见祖昌。来了客，要去买肉，祖昌只掏出1元钱，这点钱买得到什么东西呢？就醒来了。
他的战友当面叫他“甘部长”，背后都叫他“铁公鸡”。物资紧缺时期，他这个做后勤部长的，不精打细算怎么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祖昌常到西安购置部队生活用品，出差回来报销伙食费，每天不超过一角钱。同去的老张比他多出两倍，组织上找祖昌了解情况。祖昌说：“我和老张不同，我饭量小，一顿两个馒头就够了。而且我是南方人，在家炒了一罐辣椒，夹在馒头里就不用买菜，老张是北方人，要吃一点蔬菜。我吃了馒头喝点水就行了，老张爱喝点稀饭。这样加起来就比我多了。”
他到北京开会，上车前一碗面，车上一碗面，下车一碗面，三碗面到北京，次次如此。有一年，他了解到一个水稻优良品种叫“清江早”，生长期只有70天，很兴奋：“全县有1万多亩秧田，如果种‘清江早’正好赶上种晚稻，亩产五六百斤，就可增产五六百万斤。”他问什么地方有“清江早”，技术员说在清江县（后改为樟树市）农科所。祖昌说：“马上走！”技术员问：“清江火车站离县城七八里路，要不和县委联系一下，请他们派个车？”祖昌说：“七八里算什么？走着去！不能联系，联系了就给人添麻烦！”那天下着蒙蒙雨，祖昌的布鞋沾满了湿泥巴，他索性脱掉鞋子提在手上走。
老大平荣在部队做护士，我想把我的手表给她。征求祖昌意见，他说：“不用管。我四一年才开始戴表，她才当几天兵就戴表？”我说分工不同，当护士要打针、量体温、测脉搏，都离不开表。他说：“她不会到办公室看吗？办公室还能没有钟？”
平荣要结婚，看中了一套家具。我跟祖昌商量，祖昌说：“我只给200块。”
“200块钱好干什么？”我说。
他跟我算账：“你想想，我一天有11.35元，你一天也有1.9元，哪个农民有这么多钱？要是认为这是命好，应当得，就错了。这是人民的，应当用在正道上，不能浪费。”
我说：“我们结婚20多年，从没为钱争吵过，你要怎样安排就怎样安排。我想买个橱，你不同意；买一套刀剪，你也不同意。我的收入包家用，你的钱支援国家建设，我没意见，但孩子要结婚，帮他们置办点家具，这算不得浪费。”
祖昌说：“我只有400块钱存款，你取出来给她200，家里留200过年。”
“200块钱好干什么呢？”我又苦笑起来，“家具大概要600块，被褥100块不够，给她700吧！”
“我没有钱。”一句话挡了回来。
我算了一下，我们为集体捐了85000多元，我不但贴了工资，连银行利息也都贴进去了。
三
●今天到幸福院报到,向院长说了来意，要求当义务服务员。自己买台洗衣机为老人们洗衣，缝补衣物。我到幸福院来安度晚年，这条路是祖昌指的，我也认为很合适。我将为祖昌的战友和他们的家属服务。幸福院旁边是琴亭小学，我还要为孩子们多做点事。
●外孙金锋从深圳打工回来3个多月，我们一直没有深谈过……他终于得到上班的机会了。他的心情与我的期望相同：不论哪个单位，什么工作，都愿意接受。对金锋的就业问题，我和金锋都讲现实，既然学校缺老师，当老师是最好的选择。我希望他能珍惜这份工作，并能努力学习，做好这项工作。
——摘自龚全珍日记
可能因为祖昌是军人吧，女儿们小时候都想当兵。那时不在莲花招女兵，平荣要祖昌给新疆军区写信，争取一个女兵名额。祖昌脸一拉：“征兵是有严格的计划和要求的，不能开后门，搞不正之风。”1972年，有女兵名额了，平荣自己去报名，但体检时右眼视力偏低，取不了。祖昌不但不去讲情，还跟人武部说：“她视力确实不好，右眼只有0.5。”
好在平荣品学兼优，被学校推荐入伍了。4年后，老三公荣满18岁，一个人跑到人武部报名。一体检，什么都好，就是脚不行。负责招兵的同志告诉她：“你是平足，不合格。”
公荣想不通，怎么是平足呢？她回家叫我脱袜子，我莫名其妙。她把我左脚板翻过来看看，又把右脚板翻过来瞧瞧，说：“奇怪了，妈妈不是平底脚。爸爸肯定也不是平底脚，不然的话，他走路怎么那么快？”
是啊！祖昌那时也70多岁了，年轻人和他一同走路还要紧追慢赶。村里人谁不知道，祖昌不到10岁就到萍乡做挑工；参加革命后，到永新、茶陵、莲花一带收破铜烂铁做子弹。不是那双铁脚板，哪能一次又一次在枪林弹雨中穿行！
晚上，祖昌从地里回来，公荣提起爸爸的脚看了一下，大声叫：“呀！爸爸是平底脚！”
祖昌说：“平底脚怎么了？你能走得赢我？”公荣那个委屈啊，说：“就是因为我遗传了你的平底脚，去当兵，人家说不合格，不收我。”祖昌说，现在当兵要求严格，女兵更是百里挑一，不收平底脚是对的。平底脚走路慢，走多了脚痛。可是如果不怕苦，勇敢锻炼，照样能练成个铁脚板。“像我这双脚，别说碎石子扎不破，就连玻璃碴、铁钉子也扎不破。”他越说越得意，但为公荣疏通关系的事，只字不提。公荣的参军梦就没有实现。
回江西前，我在新疆军区八一子弟学校当老师。1957年初，我提出已离开山东老家15年了，想回烟台探亲。祖昌说：“好嘛，不过今年夏天我们要回江西了，你要办好离职手续。”
我惊呆了。翻看祖昌的日记，里面夹了3张请求回乡劳动的报告，从1955年到1957年，每年一张。上面写着：“自1951年我跌伤后患脑震荡后遗症，经常发病，不能再担任领导工作了，但我的手和脚还是好的，我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农村当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
我的心在颤抖，他回去当农民，我去干什么？我问：“你们家乡有学校吗？”
祖昌说：“你问得真怪，全国都有学校，我家乡为什么没有？”
我又问：“你们那里的学校缺老师吗？”
“这个我不知道。”他看着我，“噢——，你是怕回去没工作，没饭吃吗？你只能当拿工资的老师吗？正规学校不要你，就不能当义务老师？你就不能帮群众扫盲？！”
我想起同事给我出的主意：让他先走，过一年半载，等他给我联系好了工作，我再去。没想到我话还没讲完，他的脸就拉了下来：“要走就一起走，考虑那么多干什么？”
祖昌回到了莲花，就像雄鹰回到了天空，脸上总是挂着情不自禁的笑。我呢？突然变成了“外国人”：我讲话，家里人瞪着眼睛看；他们讲话，我也听不懂。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稻田，白天大人们出去干活了，我却不知该干什么。连话都互相不懂，还扫什么盲？想来想去，我只有到县文教局去碰运气了。跟祖昌一说，他说：“好嘛，你自己去找吧！”因为作好了被分到离家更远的学校的准备，我背着被子和几件衣服，步行了40多里路，到了县文教局。
正好，坊楼刚开办了一所中学，缺老师，我就去教书了。
11年前，我遇到一位年轻人，他说：“甘祖昌苦了一辈子不抵。他还叫崽女务农，真是糊涂。”我反驳说：“他的物质生活虽俭朴艰苦一点，但精神却十分丰富充实。”他说：“精神管屁用，现在谁还讲精神，捞到了实惠就是好。”这是对祖昌的误解。他从来没有反对孩子们升学、就业，但必须凭自己的本事，不能要求组织上照顾。
祖昌没为儿女做什么，但他所做的是为大家的儿女造福，自己的儿孙也在其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