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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寻路”面临的迫切任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这种关系，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在共产国际“铁的政治纪律”的威慑下，再加上早期中共自身理论上的幼稚，就很容易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化，把十月革命的经验神圣化，并对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的指示唯命是从，套用一句话说就是：“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
从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来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有具体指示。比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根据巴黎起义、十月革命的现成“经验”，指示中共发动城市武装起义（即城市中心论），于是中共就发动了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12月11日又发动广州起义，由于在城市没有基础，起义队伍最后被迫撤出城市。共产国际还指示中共组织队伍进攻占领城市，于是中共就去攻打城市，1927年9月9日的秋收起义，起初的目标是攻打“大城市”长沙，结果是大城市还没有打下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5000人的队伍在半途中就只剩下1500余人。城市武装起义和进攻城市的计划使中共领导的武装遭受严重损失。再比如，在党的建设上也听命于共产国际，搞“唯成份论”。根据苏共领导人的观点，认为“工人阶级”的出身是革命的招牌，他们最革命，于是就在中共“六大”上指令中共要实现干部的“工人化”，把所谓“工人干部”像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等提拔到党的重要领导岗位上来，分别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全总负责人等十分重要的党内职务。这些人当中，有的工作能力不强，有的政治品质不好，最后成了叛徒，几乎给党的中央机关带来了灭顶之灾。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的几次“左”倾错误，也都受到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影响。后来甚至把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对中国实际情况一无所知的李德。本来所谓“顾问”，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更无指挥权，“顾问”应当听命于中共中央和军委。但实际上，李德这位“顾问”却成为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李德并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而是将他的欧洲战场经验和在苏联军事学院书本上所学到的知识，盲目地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机械地抄袭搬用苏联红军一套东西来改造中国红军。他把红军的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缩减为单纯打仗一项任务。他把红军的游击战术看成是“游击主义”，要求进行所谓的“正规战”，坚持打阵地战，反对运动战，反对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积极防御方针，其结果是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因此，如何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摆脱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就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寻路”过程中面临的一项迫切而又艰巨的任务。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敢于担当的革命精神，毅然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尽管在此过程中他个人的政治生命受到打击，被撤消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尽管这条道路的探索之后不断受到来自共产国际和受其影响的党内错误的干扰、排挤与打击，但最终因为真理的力量，最后被全党同志所接受，中国共产党终于“寻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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