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开始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图为1937年9月毛泽东等部分秋收起义人员的合影。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寻路》，再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道路的一些历史细节，从一定层面上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寻路”过程中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那么，如何从历史上认识那段时间里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呢？
■共产国际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寻“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历经艰难曲折。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受到共产国际的干预和影响。
今天，许多人也许对共产国际这个词语并不熟悉，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复杂关系，更是了解不多。因此，脱离与这一概念相关的国际背景，单纯地看电视剧《寻路》就会显得单薄。因为从历史的真实情况来看，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寻路”，不只是中国共产党的“个人”行为，而是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大环境影响的。对于当时他们的探索行为，用“戴着脚镣跳舞”来形容，或许能让人更好理解其中的艰辛。
先来了解一下共产国际的情况。共产国际（又叫第三国际），1919年3月2日成立于莫斯科，1943年6月10日解散。成立这一组织的初衷，是通过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来指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国际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部都必须执行。”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7月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级组织，而共产国际又有严格的政治纪律，因此从两者关系确立的那天开始，中共的一切重大革命行动均须听命于莫斯科，比如国共合作、城市武装暴动等等。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苏联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中最大的也是唯一取得胜利并成为执政党的，所以它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具体表现在：一是把苏联经验当作榜样向全世界推广，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各国共产党以苏共为榜样，加强思想、组织建设，实际上是把苏共的经验神圣化、教条化，让各国共产党仿效，这就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教条主义的倾向。二是苏共领导人直接控制共产国际。从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起，斯大林开始越来越多地过问共产国际的工作，对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横加干涉；他把共产国际变成干预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以及服务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利益的工具。俄国有学者这样认为：“在斯大林看来，根据世界发展的总体利益，一切支持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人们理应绝对服从于一个中心，那就是他斯大林本人。……没有苏联，没有他本人，也就是斯大林，一切共产党人也都将消亡。只有捍卫苏联，一切国家的共产党人才能有望最终取得本国胜利，这就是斯大林的逻辑。基于对问题的这种认识，斯大林极力在中国寻求理解他的立场，对他言听计从的共产党领导人，王明正是这样的人。”还有学者指出：“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逐步变成了向其他国家共产党转达莫斯科政策的传送带。……所有重要的共产国际的决议并不是共产国际自己作出的而是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中作出的。”张国焘于1928年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得到的印象是：共产国际不再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而已发展成“斯大林鞭策各国共产党人的指挥所”。由于共产国际实际上被苏联共产党控制，因此，在对待中国革命与苏联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往往把苏联利益摆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利益之上。为了“指导”中国共产党，苏共中央政治局在1923年至1927年专门开会讨论多达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甚至激烈争论中国在什么时候应当建立苏维埃。
以上材料的引用，并不是为了否认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是肯定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的。
对于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共）与中共24年之间的关系，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做了具体的评价。他说：“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24年（1919年至1943年），3个8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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