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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如鱼得水
与闻一多“北平六年”学术成就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在闻一多到来前后办学宗旨与培养目标的变化。
1928—1930年间，在杨振声担任系主任时期，曾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作为办系的宗旨。这一时期，在系方倡导下，学生中大部分人都倾向于新文学的创作与研究。
1932年秋，朱自清自伦敦大学访学归来，正式领导系务；闻一多、王力等人也于此时来到清华，中国文学与语言方面教师更加充实齐备。
1932年底，中文系教授会通过了《中国文学系改定必修选修科目案》，于1933年度起施行。这个方案虽然保留了新文学方面的课程和外文课程，但已开始偏重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新设了《国学要籍》一类课程，还将全部课程大致分为中国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字两类(1936年度起又正式分二组)，以培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人才和语言文字学研究人才。
这一办学宗旨的变化，对于五六年来一直倾心于中国文学史的“述作”，期望“由创作者变为研究者”的闻一多来说，自然是如鱼得水。
由此观之，闻一多的“北平六年”或曰“清华六年”，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闻一多到校后，立即“进入角色”，第一学期就开出“王维及其同派诗人”、“先秦汉魏六朝诗”和“大一国文”三门课程，以后每学期都有相关专业课程开出，并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兼课。
他所开设的课程内容涉及古代神话、《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唐诗，他的传世的学术成果，大多与此时的教学内容直接相关。
“当时的唯一底成功者”
闻一多“清华六年”遭逢的种种天时、地利、人和——清华大学“黄金时期”自由、民主、开放、尊师(特别是教授)重教的校风；中国文学系办学宗旨调整后推重古典文学和语言文字学的学术氛围；丰富的文化典籍资源；优渥的生活待遇；相对宽松的教学研究工作环境:彼时的清华大学实施的是严格意义的精英教育，教师多特别是高职级、高水平的教师多而学生少。
有资料显示，清华大学教师人数最多的1936年度，有教师210余人，其中教授90人，绝大多数曾留学美国。而本年度在校学生为1200余人，师生比为1:5.6——与如今高校动辄一比数十的师生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这就使得闻一多能够潜心于学术工作，且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欣然与自信。
他的学生，近代文学史家季镇淮说过，“人们曾说有两个真正懂得文学而又有兴趣准备写文学史的人，一个是鲁迅先生，一个是闻一多先生。鲁迅先生写了《汉文学史纲要》，只开了头，没写成；闻先生写文学史，也开了头，没有写成:都是非常可惜的，是学术界无法弥补的损失。”这里所说的“闻先生写文学史，也开了头”，大约就是他“清华六年”学术工作的主要成就吧。
清华六年，作为“新月派”诗人和英美文学学者的闻一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学者的闻一多渐渐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与接纳。如同他多年的同事，曾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哲学家冯友兰所说，闻一多“到清华以后，先七八年，专心致力研究工作。他的学问也就在这个时期，达到成熟阶段。在战前，有一次叶公超先生与我谈起当代文人，我们都同意，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一多是当时的唯一底成功者。”
1937年7月19日，全面抗战爆发后，闻一多告别也是永别古都南下，行时仓促，家中细软包括妻子的陪嫁首饰全扔在清华园，仅带了两部书:《三代吉金文存》和《殷墟书契前编》。
他是以治中国古代文化、古代文学学者的身份，走完他的“清华六年”的行程的。（江锡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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