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闻一多48年的生命历程中，约有40％的时间生活在北京(北平)，前后达19年，相当于他在另外两个居住时间较长的地区，故乡湖北浠水(10年)和云南昆明(10年)之和。这19年中从1932年至1937年的“清华六年”，则是成就闻一多学者身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段。
清华六年，作为“新月派”诗人和英美文学学者的闻一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学者的闻一多渐渐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闻一多的北京(北平)19年，与清华大学及其前身清华学校有着不解之缘。
1912年冬至1922年夏，他在清华学校学习十年，之后放洋赴美留学。1925年归国后，曾与徐志摩、朱湘等友人一起热心倡导新诗格律化运动，在南京、武汉、青岛等多地高校任教。1932年8月，闻一多接受了母校国立清华大学的聘请，回到阔别十年的清华，任中国文学系教授。自此直至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随校南迁，前后6年闻一多一直在清华园内笔耕与舌耕，生活在北平这座文化古城中。
心情愉悦进清华
闻一多的“北平六年”其实也就是他的“清华六年”，而这六年又正值清华大学的一段“黄金时期”。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增设大学部和研究院国学门，逐渐改办为普通大学，1928年正式更名“国立清华大学”。
由于各方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清华大学经历了多轮校长风波。直至1931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梅贻琦为校长。梅贻琦就任后，专心办学，清华大学渐入稳健、快速发展的轨道，由一所新办大学，很快成为国内外知名学府。他的那段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就是出自他的就职典礼上的演说。
梅贻琦是清华出身的直接留美生，1915年回到清华学校任教，与闻一多有师生之谊。他到任8个月后即向闻一多发出中国文学系教授和系主任(闻未就)之聘，可见他对闻一多的知遇之情。
而闻一多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背景下进入清华大学，无疑是会得到充分的尊重，是心情愉悦的。
“一生中所住的最佳环境”
清华大学及其前身清华学校由于有大笔的庚款支持，财力雄厚，办学经费一直十分充裕。
在清华改办大学之初的1925年，其生均经费为北京大学的4倍。梅贻琦撑校后，利用充裕的办学经费，增建校园建筑，规定每年图书仪器的购置经费，应不少于清华总预算的20％，还大幅提高教授的待遇。闻一多的月薪为340元，1936年度提高到380元——这是相当高的待遇，据学者陈明远的研究，上世纪30年代“北平一户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费平均只需要30元左右”。
1934年10月，闻一多举家迁入清华新建的西式教授宿舍新南院72号。据闻黎明、侯菊坤著《闻一多年谱长编》介绍，这是“新南院三套最大的寓所之一，有卧房、书房、客厅、餐厅、储藏室、仆役卧室、厨房、卫生间等大大小小14间。电灯、电话、电铃、冷热水一应俱全”。他的“书房宽敞明亮，四壁镶以上顶天花板的书橱，窗下是书桌”。这里是他“一生中所住的最佳环境”。
闻一多“北平六年”孜孜矻矻的“乐业”，与这样丰厚的收入，这样高起点、高水平的“安居”，显然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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