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大陆系统批判胡适思想，胡适都持着“理解的同情”去看待这些亲朋师友的“火力”。同时，并没有因为这些批判而对大陆学术的发展持一概拒绝或否定态度。他不仅利用一切可能给予密切关注，而且只要一看到好的，都会在日记和书信里留下分析与赞扬。
本文将这类材料做了一定综合，可以说反映了胡适晚年生活的一个侧面。
评价钱锺书
日前，读完了《余英时访谈录》，此书内容丰富，收获颇多，但这里只想从他见钱锺书先生说《宋诗选注》说开去。
1978年余先生回北京，要求见俞平伯和钱锺书，于是在俞家见到了两位先生，他和钱先生谈了钱穆、《红楼梦》、马克思和《宋诗选注》:“我记得我还跟钱先生提到过，胡适看了他的《宋诗选注》以后，曾经说这本书诗选得并不太好，但注释都很好。胡适基本上是说钱锺书是天才。”
这段话出自胡颂平先生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59年4月29日，“一位香港的朋友托人带来一本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给先生。先生对胡颂平说:‘钱锺书是个年轻有天才的人，我没见过他。你知道他吗？’胡颂平说:‘十年前在南京，蒋慰堂(复璁)同他到教育部来，匆匆见过一面。他是钱基博的儿子，英文很好。’先生说:‘英文好，中文也好。他大概是根据清人《宋诗钞》选的。’先生约略翻了一翻，说:‘黄山谷的诗只选四首，王荆公、苏东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爱读黄山谷的诗。钱锺书没有用经济史观来解释，听说共产党要清算他了。’过了一天，先生看了此书后又说:‘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看的。’”
胡适对钱评价那么高，虽然他没有见过钱，同时对宋诗他俩有比较接近的审美情趣和喜好，对此书的选编，胡适是深深理解钱先生的用意的。
“理解的同情”
上世纪50年代，大陆系统批判胡适思想，胡适都持着“理解的同情”去看待这些亲朋师友的“火力”。同时，并没有因为这些批判而对大陆学术的发展持一概拒绝或否定态度。他不仅利用一切可能给予密切关注，而且只要一看到好的，都会在日记和书信里留下分析与赞扬。
比如对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1954年胡适生日那天给沈怡的信中说:“周君此书有几处骂胡适，所以他可以幸免，俞平伯的书，把‘胡适之先生’字样都删去了，有时改称‘某君’。他不忍骂我，所以他该受清算了！其实我的朋友们骂我，我从不介意。如周君此书。”随之他对此书大加赞扬:“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为此他托人四处买此书，并赠送有关图书馆收藏，“我大索香港市场，买得四册，留两册与台大与史语所”，并常常向人推荐此书，比如对沈怡，“《红楼梦新证》已三版，香港可买到，你若没见此书，我盼望你寻一部来看，这是一部很值得看的书”，“你在曼谷如找不到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可向香港、东京找。”
比如，1956年2月19，“去年大陆上印出了一部《水浒研究》，著者署名‘何心’。此书是一部很好的考证，可以说是结《水浒》研究总账的书。此书有批评我的一些地方，大致都很对。我很想知道这一位新起的《水浒》研究专家，曾写信去托程靖宇访问此人的真姓名。我猜是孙楷第(子书)。但今天童世纲兄告我，‘何心’是陆澹盦先生，是项定荣夫人的父亲。当访项君夫妇细问生平。”面对批评，胡适并没有不舒服或者认为自己是权威而强辩，而是坦率承认，同时因为书好，是那么急切地想认识或了解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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