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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陕调查”中形成了一批学术价值高、对我们党施政有重要意义的调研成果
张闻天主持的晋陕调查，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其丰富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是时间长、规模大。这次调查从1942年2月开始，到1943年3月结束，历时一年多；“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开始时有10人，到晋西北后增加40多人；调研范围，涉及到陕北的神木、府谷、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跑了23个村镇。
二是深入到群众之中。张闻天认为，调查研究是为了熟悉群众、检查党的政策法令，为此必须深入群众中去。他要求调查团成员，“诚心诚意”以小学生的态度去和调查对象“熟悉，交朋友”，“一切不懂的事情都应好好的向群众求教”。在调查过程中，他化名张晋西，吃住农民家中，以普通工作人员身份出现，因此群众不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在所直接调查的村庄，他挨家逐户同农民、干部及其各种人物谈话，几乎走访了所有农户。由于亲近群众，和群众建立了良好关系，所以群众和他无话不谈，结果他在调研中能够“打破砂锅问到底”。
三是全方位调查。“晋陕调查”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如何发展农村的生产力、提高农民生活以适应战争形势。为此，张闻天率领的调查团系统对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了调查。其中既有生产力的状况，从土地、人口到劳动力、肥料、种子、资金等生产要素，从耕作到分配的整个过程的调查，又细致到当地各种土地类型及其等级，各种作物在各种土地单位面积上的播种量、施肥量和年产量，各种牲畜的使役量、产肥量、租用借用办法、全年的经济效益、各种草料的消耗量等，牛、驴、猪、羊、鸡、兔的粪各有什么特点，适于什么土壤、什么庄稼，为什么高粱产量低仍然要种它，为什么贫穷人家不能种小麦和大蒜头等。此外，调查团还在米脂、绥德等城镇作了详细的公私营工商业调查，还有集市、物价、租赁、借贷等调查。
四是形式多样。调查中，既关注现实情况，也考察历史演变；既主要向群众调查，同时也向村乡干部、工作人员和各种职业人员调查；既有调查会、座谈会，但更多的是挨家入户调查。既注意典型调查，也注意基本情况的调查。张闻天尤其重视群众基本情况的调查，他说：在上面呆久了，常常会把群众中最普遍、最平常，但又是最重要的东西忘掉。
五是注重分析研究。在调查中，张闻天强调调查与研究相结合，调查材料应经常整理、补充校正；调查初步完成，即应在当地加以研究。每次走访，他都口问笔记，而且事后就立即对调查材料进行整理；整理过程中发现问题，就再到群众中调查，“即调查即研究。补充不足的，加上新发生的”。调查材料整理好后，还要询问基层干部这些材料是否属实，所总结提出的意见是否切合实际。特别是，他并不满足于群众的口述，还强调调查需要亲身感受，需要“生活、体验、感觉、实地观察”，对收集的资料要熟悉和消化，要进行分析综合。
基于这样认真、细致的调查，张闻天等撰写了多篇调查报告。其中，《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以充分的数据透辟地分析了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各种具体因素及其结合成的社会生产状况，认为以后农村经济的发展，将是中农经济的继续发展，其前提是充分发展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力，新民主主义政治应该是“发展他们的生产，改善他们的生活的政治”。《兴县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分析了抗战时期这些地区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土地占有的变化及其借贷关系等，着重分析了租佃关系的变化与执行党的减租减息政策的状况，提出切实掌握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发展农村经济的意见。《米脂杨家沟调查》，以翔实可靠的材料说明，中国地主阶级如何以地租剥削为基础，结合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对农民残酷剥削和掠夺土地，以及大地主如何对中小地主进行弱肉强食的土地兼并的情况。调研过程中，张闻天还发表了《神府调查经验谈》、《碧村调查》、《土地问题研究》、《村政权及其他》、《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变化问题》、《整顿三风要联系实际》等调研成果。
这些调研成果，一方面为改进、完善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张闻天把相关调研报告呈报中共中央，并多次把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反映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赞赏：“对我们很有益处，请继续写。”另一方面，这些成果还为党的相关政策提供了事实依据和理论借鉴。张闻天等的调研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深刻反映了北方农村的真实情况和演变趋势，如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经济发展的趋势等，由此加深了党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成为党制定这方面政策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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