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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政治部还负责出版刊物，聂荣臻被任命为“政治军事月刊社编纂委员会”的政治编辑主任。1925年10月，他在《黄埔潮》上发表题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的署名文章，指出：一切军队要在战争中取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物质和技术方面——战术上、组织上及一切军需品的供给上都要很充足，并要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精神方面，兵士之能克己牺牲，很勇敢地上前去斗争，他决不是为那点薪饷所愿意如此的，他必定要知道他本身的责任和战争的目的……徒以机械的命令是靠不住的，尤其以十余元钱更不能买他的生命的”。文中以东征军和苏联红军为例，详尽地论述了知道为劳动人民利益而战的军队，能够战胜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反革命军队的道理。
1926年3月20日，突然发生了“中山舰事件”。那天是星期天，聂荣臻从黄埔乘船去广州。快到广州时，忽听中山舰上有人喊道：“把船靠过来。”等船一靠拢，就叫人们都上舰。他到舰上一看，全是共产党员，大家都不讲话，便知道出事了。经过暂时的软禁，没有审讯，当天下午就放了。他急忙到区党委了解情况，区党委的人所剩无几，已经疏散了。他得知周恩来也一度被软禁。事后才弄清楚，蒋介石散布谣言，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要把他赶走，于是借机逮捕了海军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还提出共产党员一律退出他领导的第一军和黄埔军校。这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政治阴谋，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向蒋介石妥协了。
聂荣臻结束了在黄埔军校半年多的生活，转到广东区委军委，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为北伐做准备。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聂荣臻历任中共两广区党委特派员，湖北省委委员、省军委书记（后湖北省军委改称为中央军委）。1927年先后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从1932年3月到抗日战争爆发，聂荣臻担任红一军团政委历时5年，与军团长林彪指挥红一军团在中央苏区、长征路上和陕北根据地，与敌人作了无数次的浴血奋战，使红一军团成为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
抗日战争初期，聂荣臻深入日本侵略军后方创建根据地，更显示出独当一面的统帅之才。1937年秋平型关大捷后，115师主力转往晋西南。聂荣臻遵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带一部分兵力从五台山区向周围广阔的地域发展，创建了敌后第一块最大的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当时，中共中央对此给予高度赞扬，称这些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1938年6月，毛泽东曾对准备前往晋察冀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风趣地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里面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后来白求恩见到聂荣臻时高兴地说：“聂司令，不不，你是鲁智深。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哟！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庙宇。你这个鲁智深，好呀!”
抗日战争胜利后，聂荣臻回到晋察冀，任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并继续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47年4月至7月，指挥正太、青沧、保北三战役。11月，组织发动石家庄战役，解放石家庄，全歼守城敌军2.4万余人，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长期领导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为国防武器现代化，特别是核武器的研制呕心沥血，成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名副其实的奠基人，被誉为“两弹之父”。
聂帅一生既耿直又忠厚。不管是对人对事，他都讲究党的原则，绝不搞人情交易，绝不看风使舵。1975年冬，周总理病情严重，“四人帮”更加猖獗，在全国掀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邓小平的处境很困难。有的同志不敢去见邓小平。聂帅知道后批评说：“小平同志还兼着总长嘛，中央没有免他的职，为什么不去向他请示报告工作？”总理逝世后，聂帅去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完了，即特意转到东郊民巷，为的是看望住在那里的邓小平。可惜邓小平当时开会去了，未见到。在“四人帮”气势汹汹的年代，聂帅这种态度，足见其为人之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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