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当年捐飞机

飞机的命名

常香玉所捐的飞机，当时被命名为“香玉剧社号”。这样的命名方式在后来的中国，除了“毛泽东号机车”等个别情况外，都不被允许。但在全国踊跃捐飞机的形势下，却被用得很普遍。这对提高各地各界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当时，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单位都为能独立捐献一架能自己命名的飞机而受到鼓舞。北京当时各界就分别发起捐献“石景山工人号”、“北京铁路工人号”、“中国店员号”、“北京农民号”、“北京东郊人民号”、“鲁迅号”、“教工号”、“人民电影号”等。西安市工商联号召捐献“西安工商号”。

山西李顺达互助组向山西全省农民建议捐献“爱国丰产号”和“新中国农民号”；上海铁路局职工代表会议号召全体职工捐献“上海铁路工人号”；上海颐中烟厂职工捐献“颐中工人号”；皖北地区工人决定捐献“皖北工人号”；皖南地区少年儿童发起捐献“皖南少年儿童号”；中南地区花纱布公司全体职工发起捐献“中南贸易号”；武汉市鄂南电厂职工发起捐献“电业工人号”；武汉工商界发起捐献“武汉工商号”；广州市各界人民发起捐献“广州工人号”、“广州妇女号”、“广州学生号”、“广东学生号”、“广东银行号”；湖南长沙市居民和工商界发起捐献“长沙居民号”、“长沙工商号”；浏阳县立中学发起捐献“浏阳号”；成都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发起捐献“成都新妇女号”。

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水利部和民航局职工分别发起捐献“中国海关号”、“人民水利号”、“民航号”；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号召所属单位捐献“中图号”；中国纺织工会捐款45亿元，购置“纺织工人号”飞机一小队。

这些各地各界为命名飞机捐款的号召和动议，因运动时间有限，究竟有哪些实现了目标，哪些未变成现实，现已无可考证，在朝鲜战场上也没听到把标有这些名字的飞机编入战斗序列，但捐款的总数和其能折合的飞机数量，却远远超过今天所能知道的命名飞机的数量。

有什么捐什么

笔者与某大学一位耄耋教授聊起了“捐飞机”，他说:“那时是全国总动员，有什么捐什么。我当时正在念大学，学校像我这样的穷孩子并不多，多少年都没穿过一双完整鞋，经常光脚走路。那年母亲给我捎来一双新做的鞋，我舍不得穿，拿去捐献，结果学校说最好捐现金，我只好拿去义卖，得了5万(相当于5块)元，捐了。”

当时的中国，抗战胜利才过去五六年，亡国奴之痛尚未平复，遇上这场“唇亡齿寒”的战争，“国家又将有难”的阴云，很容易使刚“当家作主”的中国人举国而动。捐献，是最能体现民情民力的行动，确如这位教授说的，当时是，“有什么捐什么”，无论物与力，竭尽绵薄。

一位出版社的老编辑，家里是马来华侨。他说，当时他们全家刚回国。他的一位堂哥参加了志愿军，写信回来说，因为是华侨，首长不让他们上最前线，但前线的战士都极为艰苦，已经是正月了，都还穿着单衣，只能吃到炒面，枪冻得拉不开枪栓，要用体温来解冻。说家乡父老们能不能为前线的志愿军做点什么。这封信全家都看了，他们当时就决定，几房亲戚都搬到一起住，把腾出的房子卖了，买东西捐给前线。当地政府知道了，说不必这样，有多少捐多少，量力就可以了，房子卖了不符合侨务政策。这位老编辑的堂爷辈分最高，他声泪俱下，说我家的子侄在前方打仗，让我们不再做亡国奴，我们不能没有表示，要不要我们给政府立下字据，这是我们自愿做的。最后他们这个大家庭连房子带首饰，捐了好几卡车衣服和日用品。

当时孩子捐出早饭钱，新人捐出结婚钱，老人捐出毕生积蓄的黄金、白银，妇女捐出首饰，甚至孕妇捐出准备分娩的钱。心愿都是一个:“买飞机，打美帝”。

一位有残疾的老工人讲起抗美援朝年代自己家乡的故事:当时他家在一个镇上。一位老人的独子到朝鲜没多久就牺牲了。老人悲愤交加，把自己早就备下的棺材抬到镇上的市场，写个纸条:卖了捐大炮。全镇的人都来了，镇长流着泪，说，你不能卖，送终的人走了，我们替你送终。老人说，我得卖，哪怕换几粒子弹我也是对得起儿子。镇长把棺材盖打开，往里扔下身上全部的钱，在场的人立刻涌上去，都哭着往里扔身上的钱，扔带来的东西。（黄新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