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对近代中国的个性化解读

胡绳对清朝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分析是有意义的，确实是内外两个原因影响了中国，使中国错过了“柔性”进入世界的机会。这是非常可惜的。

清政府的决断或许有自己的理由。但英国人以及西方各国却不这样认为，他们信奉贸易自由原则，不会轻易接受中国这样的闭关锁国。中国政府对贸易的统制与限制，在英国资本家看来，便是他们开辟远东市场的巨大障碍。如果不能打破这个障碍，远东其他国家也会仿效。所以，胡绳认为，即便没有林则徐1839年严禁鸦片，战争依然会在别的借口下发生。胡绳的这个猜测是对的，中国与外国的僵持需要一场战争去打破。

战争的结果是《南京条约》及其相关联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条约体系的形成。对于这个体系如何评价，一百多年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胡绳认为，这个体系表示着清政府在战争失败后自动作出一连串让步，资本主义各国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由此建立了稳固的基础。清政府内部负责外交事务的伊里布、耆英等，已渐渐失去过去自负不凡的骄态，此后所考虑的只是如何满足“洋人”的要求，而又不丧失自己的“面子”。

为什么说从胡绳的这部著作看到十九世纪以来主流的叙事手法渐渐成型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原本可以利用五口通商的历史性机遇阔步走向世界，慢慢将一个农业文明转变成以农业文明为主，而又兼容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复式文明形态”。然而，清政府没有这样做。中国在浑浑噩噩中浪费了20年。

就在这个时候，在鸦片战争结束不到10年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英法美三国在与太平天国进行联络之后认为，为了他们的自身利益，各国应该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之间选择中立，不介入不偏袒。对于帝国主义的“中立”政策，胡绳评论道：外国人对中国内战保持中立自然是应该的。如果当时各国是在道义上同情太平天国，而在实际行动上则承认双方为对等的交战团体，力避干涉中国内战，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公平的选择。

但胡绳并不完全这样认为。胡绳指出，我们必须进一步看出当时各国“中立政策”的实际意义，决定各国政策的出发点不是中国的政治进步，科学发达，而是他们的利益。他们之所以选择中立，只是为了要观察一下，看清究竟用什么方法利用这一复杂局势为自己取得更多的利益。

各国政策的出发点是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有什么错吗？只要各国没有利用别人的内乱损人利己，不是一个中国最应该期待的政策吗？

其实，胡绳所遗憾的不是各国的“中立”，而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支持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胡绳说：“太平天国方面，对待外国侵略者，虽然还不能恰当地运用革命的外交政策，但天然抱着革命的人民的气节，并没有一点媚外的表示。外国人虽然希望太平天国能开放全国，全部容纳外国人的要求，但他们并没有从太平天国的领袖得到任何确实的保证。”这个表达显然高估了太平天国的觉悟，这是作者的理想，而非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决断。

胡绳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动因，是因为清政府虽已愿意对外让步以求全力对内作战，但清政府所应许的让步还不够使外国侵略者满足，而只足以鼓励他们的欲求。同时，也决不是因为各国同情太平天国，所以才发兵威胁清政府。恰恰相反，这倒是因为各国已看出“革命的”太平天国未必能尽如其意，宁可还同清政府打交道，其用兵是为了使清政府更为驯服。

确实，胡绳将清政府、太平天国与外国势力三方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分析是对的，但英法联军执意北上，可能与太平天国并没有太大关系。事实上，英法美三国在与太平天国进行联系的尝试失败后，三国已近乎彻底放弃了与太平天国联合的想法，更没有利用太平天国形成三角关系的企图。英法联军执意北上就是要让清政府兑现《天津条约》中扩大开放的承诺，就是要与中国构建真正意义的近代国家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确实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战争，这在战后签署的《北京条约》中有比较含蓄的表示。

胡绳期望在太平天国运动早期，帝国主义能够帮助太平天国干掉清政府。这种想法可能与当时胡绳所属政治背景有关。其实，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太平天国与“共产革命”风马牛不相及，洪秀全说到底不过是传统社会一个鲁莽的造反者，如果计谋超群，比较幸运，或许能改朝换代，但无论如何与“共产革命”不可同日而语。

胡绳的研究极富启发，由此我们看到十九世纪以来主流的叙事手法渐渐成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