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不曾著书的梅光迪

到1916年初，胡适又与梅光迪围绕“要须作诗如作文”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梅光迪致函胡适:对于“诗国革命始于‘作诗如作文’”，“颇不以为然”，因为“诗文截然两途”。任叔永的信也竭力反对胡适的意见，认为胡适这一主张仅是强调“以‘文之文字’入诗”。对此，胡适于7月22日又写了一首打油诗答梅光迪，而且全诗皆用白话写成:“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梅光迪读罢，又来信讽刺说:“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任叔永也站在梅光迪一边，致信胡适说:“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盖足下所作，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梅、任认为白话文可以写小说，但不可作诗。胡适却不服气，他致函任叔永说:“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而在吾辈实地试验。”胡适还声明:“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而决意“练习白话韵文”，“新辟一文学殖民地”。事实上也是这样，从当年8月起，胡适中断了与梅光迪等人之间的争论，正式开始白话诗的写作。到8月23日，胡适就写下了著名的白话诗《蝴蝶》。

胡梅之争的影响十分巨大，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的前奏。

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对垒

胡适于1917年归国，倡导文学革命，在国内引起极大的反响。时在美国的梅光迪早已按捺不住，终于在1919年10月回国。不久，梅光迪倡议举办《学衡》杂志社，并拉吴宓、汤用彤加盟，这时“胡梅之争”升级为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对垒，成为永载新文化运动史册的重大事件。

回国之初，梅光迪在南京高师暑期学校上，大骂提倡新文化者。这一时期，他留下两本生前未曾出版的讲义，一为《文学概论讲义》，一为《近世欧美文学趋势讲义》。根据《文学概论讲义》笔记记载，梅光迪认为“近人”(指李大钊、周作人等)提倡平民主义，反对知识阶级，“此殊大误”，“白话诗文降格以求，实不明文学真义”。针对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梅光迪则说“一二年来，由少数人之提倡曰有新文学之产出，于是旧文学大为之震撼，至‘新文学家’诟旧文学为死文学，为谬种流传，则多属无稽之谈。”

章衣萍在《胡适先生给我的印象》中回忆了梅光迪讲课的情形:“那年的夏天，东南大学办了一个暑期学校，请了胡适到南京演讲……他那时讲的是‘白话文法’与‘中国哲学史’。那时梅光迪也在暑期学校讲‘文学概论’。他在课堂上大骂胡适。记得有一次，梅光迪请了胡先骕，到课堂上讲了一个钟点宋诗，胡先骕也借端把胡适大骂。但那时的学生，信仰胡适的，究竟比信仰梅光迪的人多。梅光迪的崇论宏议，似乎没有几个人去听。高语罕那时也是暑期学校的学生，就在课堂上同梅光迪吵过嘴。”

或许，胡适代表了当时的那个时代，因此“那时的学生，信仰胡适的，究竟比信仰梅光迪的人多。梅光迪的崇论宏议，似乎没有几个人去听。”在这种情景下，梅光迪有一种“失败了的英雄”的味道。但时间是公平的，在历史的天平上，梅光迪与胡适有着相同的分量。在新近出版的《梅光迪文存》中，乐黛云作序称:“激进派、自由派、保守派共同构成了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化启蒙，把文化保守主义置于文化启蒙运动之外，甚至把他们作为对立面而加以抹杀，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