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很快提出了折中方案:拟由清华借款五十万补助联大用作研究费，三校按比例分配支用。梅贻琦倾向于接受这个方案，但必须做通清华教授会方面的工作，延至5月上旬，召开清华教授会，与会者四十余人，发言者十多人，“最后未有决议，但多数似愿接受余之建议，惟对于蒋(梦麟)公之做法多感愤慨耳”。当晚续开评议会，“关于补助联大研究费事决定四原则:1.办法商妥后先由校提议再请部核准；2.尽校款能自拨为限，不另借款；3.出五十万分两年内拨付；4.三校依原预算比例领用”。
事态峰回路转，似乎接近于解决。
联大体制步入稳定期
其间，蒋梦麟自渝、港返昆后，与梅贻琦曾作一夕长谈，彼此沟通，求得相互体谅。
5月中旬，梅贻琦“至联大办公处与郑毅生(即郑天挺，北大秘书长，时任联大总务长)谈二事:1.告以清华拟补五十万事，因恐昨日与蒋君略谈者或未明了。郑谓北大明日将有校务会议，再行计议，大家之意拟不接受，而专注意于预算之确定；2.告以余愿蒋君继任主席至少一年，盖吾二人原无所谓，但校中人众，如此似较好耳”。梅贻琦希望与蒋梦麟轮流担任联大常委会主席，其寻求平衡息事宁人的用意十分明显。
不过，北大方面的主要诉求在预算独立，补助款项似尚在其次。所以两天后蒋梦麟向梅贻琦通报了北大校务会议结果，梅与清华同人商定:对于北大方面“仍以预算独立为向教育部交涉目标，清华深表同情并望其成功。至于清华所拟拨补联大五十万之办法，则须视将来演变如何酌为办理耳”。
对策方略既定，梅贻琦随即飞赴重庆，于5月19日见教育部长陈立夫，梅氏日记详细记录了此次谈话要点:
“关于研究费问题，陈问是否与蒋(梦麟)已商妥数目等点。余谓初已商有办法，后北大方面仍主成立独立预算，蒋谓日内将有信与部长详陈。陈问:是指研究费抑指整个预算？余答:是指每校整个预算；大约北大同仁意见欲有独立预算，然后由各校预算拨提一部作联大经费，而以其余作各校自办事业费。陈摇首，谓:如此办法未妥，联大已维持三年有余，结果甚好，最好继续至抗战终了，圆满结束，然后各校回北边去。且委员长有主张联合之表示，未必肯令分开(教育合办事业多未成功，西南联大为仅有之佳果)，而物质上(指预算)如分开则精神上自将趋于分散，久之必将分裂，反为可惜，故不若在研究工作各校自办为是”。
5月30日，梅贻琦“午前发致蒋校长电，告预算追加三成”。至此，笼罩在西南联大上空的乌云渐渐散去，三校合作的联大体制开始步入稳定时期。
需要注意的是，这其中拨云见日的主导力量并非所谓追求自由价值的知识分子，而是设在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张晓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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