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人严己一心为公
新中国成立后，张鼎丞始终保持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本色。他很少有自己的财产，办公桌、椅子都是组织分配的，身上的衣服总是打满补丁。有一件衬衣补得实在不像样子了，警卫员偷偷找到一个老朋友，跟他商量把张鼎丞的破衬衣与他的好衬衣调换。张鼎丞发现不对劲，自己的衬衣怎么一夜间变好了？补丁也消失了？便找来工作人员查问。得悉事情原委后，张鼎丞严肃地对警卫员下命令：务必要把旧衬衣换回来。
张鼎丞常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工作上追求高标准是高尚的，生活上追求高标准是庸俗的、低级的。”从新中国成立到他逝世，张鼎丞家里没有购置过什么像样的东西，他没有穿过特别好的衣服，非常普通。唯一拿得出手的衣服是一件藏青色呢大衣，专门在接待外宾时穿，平时舍不得穿。家里的收音机、轮椅是他自己掏钱买的。上世纪60年代，他患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医生嘱咐要经常观察血压变化。按张鼎丞的情况，本来可以向公家领取一个血压计，但他却给组织上写报告，经批准从外贸部按原价自费购买了一个日本生产的血压计。按照医生的嘱咐，他必须常服西洋参等贵重药品，但他坚持按财政部的规定，全部自费购买。他办公用的桌子、椅子、沙发，几十年未换过。沙发破得露出了棉花，他嘱咐家里人补补再用。他逝世后，因为有一些老同志要前来慰问家属，家里人只好临时买新毛巾将破沙发遮盖一下。上世纪70年代末，张鼎丞瘫痪了，趁他还有语言表达能力，秘书向他夫人建议，是否买台录音机，张老有什么吩咐、叮嘱可以录起来，他要回忆过去的战斗岁月，也便于记录，保存第一手史料。但是，这样一个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家里竟然找不出买录音机的钱。最后靠几个儿女凑钱，才买了一台录音机，可是这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
有一年冬天，张鼎丞从福建龙岩回到北京，把亲属和工作人员召集起来，感慨地对他们说：“我们县农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28元，一年只分到食用油１斤左右。在我们国家，这样的贫困地方还有不少，想起来心痛啊！”他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党和国家给自己的太多了。
在物质生活方面，张鼎丞对自己、对家人严格到近乎“苛刻”的地步，对其他同志却非常大方，从不吝惜钱财。张鼎丞把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士、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得像亲人，同志们有了困难，他总是热情伸出援手。1935年，担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张鼎丞率领红军游击队在闽西一带艰苦战斗，他处处以身作则，从不搞特殊化，常常帮助炊事员做饭、洗衣服；粮食运到山下了，他和普通战士一样下山背粮食；他经常起来巡夜，看到哪个战士被子没盖好，他总是轻轻地为他盖好被子。当时，张鼎丞的身子相当瘦弱，严重营养不良。有一次，陈茂辉等干部在河里抓了两条鱼，放到火堆上烘烤。陈茂辉把烤熟的鱼端到张鼎丞的桌边，张鼎丞问：“我一个人独食吗？这怎么行呢？其他战士怎么办？”张鼎丞端着鱼来到战士中间，数了数人数，把鱼一块块掰碎，亲自分发到战士们手里，战士们非常感动。有一名战士叫赖洪宝，当时正生病，张鼎丞把鱼放进他碗里时，他感动得掉下了泪水。最后只剩下一截鱼尾巴，张鼎丞说：“鱼尾巴烤得好香啊，我最爱吃尾巴了。”另一次，张鼎丞经过湖雷镇增水坑，听说村里有一位老太太病了很久，没钱医治，便来到老太太家里，掏出自己节衣缩食省下的一块银元，放到老太太手里，吩咐她好好治病。老太太后来逢人就说：“鼎丞比我们的亲兄弟还亲，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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