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
毛泽东读史，确也发过一些表面看来相反的议论。所谓“老粗办大事”，即是一例。他在1964年3月提出一个观点：“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读《明史》，他也有极而言之的感慨：“《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发表这样的议论，与毛泽东当时对教育和文化界现状不满有关，但也不是随意借古喻今，确实触及到一个规律性问题，即具有统帅之才的集团核心人物，并非只有秀才才行，一些读书不多的“老粗”，也可能会比秀才干得好。但老粗能成大事，恰恰不是因为排斥了秀才，而是重视和重用秀才，并自觉地和秀才们形成互补关系。毛泽东当然没有忽视这一点，所以他对刘邦和张良、朱元璋和刘伯温的关系称赞有加，还说刘备与诸葛亮的遇合，就像是鱼儿得了水。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政大西南的邓小平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告诫西南干部，离开知识分子不行，知识分子爱当军师，汉高祖有张良、萧何，明太祖有刘伯温。我们不能小看这个问题，丢了他们是办不好事情的。毛泽东对隋炀帝、陈后主、李后主、宋徽宗一干知识型帝王不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脱不掉小秀才的习性，虽肩负治理天下之责，但辨时势、习军政、治官吏，远没有比写诗绘画做文章来得更有兴趣，终不能成为大秀才。
秀才所以成其大，关键在大志向、大胸怀、大见识、大手段，他们重“本本”，但不搞“本本主义”，不把书本知识当“药罐子”，而是紧扣时代的需要来发挥作用，并勇于体验政治风浪，经受得住大起大落、大悲大患的惊吓。知识分子绝不会因为地位高了，权力大了，就会自然成为大秀才的。毛泽东看不起历史上的“书生治国”，在现实中也一再批评“书生办报”，道理或许就在这里。
对于小秀才，如果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有真才实学而又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无疑多多益善。明朝冯梦龙纂集的《智囊》里说到，宣德年间一个叫张恺的监生，做了江陵知县。有大军从江陵经过，要他当天送几百个火炉和炉架到军中。一时筹不起，张恺就集中几百个方桌，让木匠把桌腿锯掉一半，桌面中央凿个洞，安上铁锅送了去。不久，军队又来领取一千多个马槽，他又叫来各家妇女，用棉布缝成马槽形，槽口缀上绳子，再用木桩把布马槽填撑开，喂过马后，又可收卷起来，不管军队前进到哪里，马槽都够用了。毛泽东读后批注：“小知识分子有用。”期赏之心，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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