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格格 编译
施拉姆，西方著名的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专家，毛泽东著作翻译家，于2012年7月8日凌晨辞世，享年88岁。20世纪60年代，施拉姆开始在哈佛大学从事现代中国特别是毛泽东研究。1967年以后，长期担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政治系教授，后来兼任该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早在1963年，施拉姆就出版了自己最有影响力的一部毛泽东研究著作——《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89年，施拉姆出版了《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他认为这是自己最具代表性的作品。1989年后，施拉姆应聘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工作，主持英文版十卷本《毛泽东集》的编纂工作。这部文集目前已出版七卷。
施拉姆去世后，以研究中国“文革”史闻名的西方学者麦克法夸尔专门撰文纪念他，文章发表在《中国季刊》2012年冬季号。文章中，麦克法夸尔回顾了施拉姆的一生，并对他从事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特别是编纂毛泽东著作集的有关情况作了介绍，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施拉姆是从自然科学领域转向政治学领域，继而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在明尼苏达大学上学期间，施拉姆主修化学和数学。1944年大学毕业后，施拉姆入伍，作为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正式成员，到芝加哥大学参加著名的曼哈顿计划。他被分配到冶金实验室，负责收集数据、管理档案，这一工作经历对他以后收集毛泽东的有关资料、编辑毛泽东著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1944至1946年，施拉姆为原子能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创建了新的分类体系。据他的妻子玛丽回忆，施拉姆因在这项工作中的突出贡献获得嘉奖。1946至1950年间，施拉姆担任原子能委员会纽约事务办公室顾问。1948年，他担任联合国秘书处顾问，协助编制原子能科学文献的国际书目。也就是说，在20多岁早期的时候，施拉姆的工作领域一直是新生的核物理研究，并且作出过很大贡献，那他为什么不继续自己的科学研究生涯呢？在哈佛大学教授、中国清史研究专家康无为看来，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后，施拉姆便对这项事业彻底失望了。
1946年，施拉姆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逐渐将研究转向政治学领域。1960年前后，他到巴黎政治学院任教，开始将研究重点转向中国。
二、施拉姆为毛泽东研究付出了很大努力。施拉姆能熟练运用多国语言，这为他从事毛泽东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高中时，施拉姆就学过德语。在明尼苏达大学期间，他学过俄语、法语，法语能力达到了一定水平。1962年，施拉姆曾将毛泽东的著作《体育之研究》翻译成法语。后来他还学过日语，1978年在日本期间，曾在庆应大学任教，还用日语作过一场关于毛泽东的报告。施拉姆刚开始学习中文时，就尝试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尽管学习中文起步晚，在中文交流方面有困难，不过当施拉姆最终得以到中国作一场报告时，他花了大力气用中文准备这个报告。在麦克法夸尔看来，像这样通晓多种语言的研究中国的学者是不多的。
施拉姆曾对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说：“现代中国政治全部都是有关毛泽东的。”为此，他不遗余力地推进现代中国研究。1968年，英国伦敦大学成立了现代中国研究所，施拉姆成为第一任所长。施拉姆为研究所制定了发展目标，那就是，为英国开展现代中国研究奠定基础，推进现代中国研究并出版研究成果，为英国的中国研究专家提供服务，等等。
现代中国研究所实施的提供研究基金的政策，促进了从事现代中国研究的西方学者数量的增长。继施拉姆之后的研究所负责人罗伯特·阿什，曾记录了部分在此从事研究工作的同事名单以及他们之后从事的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为在英国、欧洲大陆以及澳大利亚等地开辟现代中国研究领域起了很大的作用”。阿什本人就被认为是在澳大利亚开创现代中国研究的第一人。
施拉姆还制定了一揽子极具挑战性的出版计划。除了《中国季刊》，他还跟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专著，包括他撰写的《毛泽东的思想》，编辑的《中国的权威、参与以及文化变迁》，还有他付出大量精力的《历史范畴中的毛泽东》；1970至1981年，他还编辑了一份年度时事通讯，辑录各国对现代中国的研究概况；从1976年开始，他出版了一个系列的内部研究专论。
除此之外，1984年，通过文献分析以及1983年在中国做访问学者期间的采访，施拉姆写就了那篇备受学界关注的专论文章——《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1978—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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