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子华
其次，以博爱为主旨的红十字人道主义，在国人的心灵深处完全可以激起共振共鸣。中国文化中素有“仁”的传统，所谓“仁者，爱人”，其实就是博爱，孔子的“泛爱众”，墨子倡导的“兼爱”，都是对“仁”的最好诠释。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更直截了当地称“博爱之谓仁”。仁与博爱，“仁道”与“人道”名异实同。有趣的是，在日内瓦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博物馆，一进门就有一块用隶书书写的警示牌：“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恕道”被视为红十字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来源，更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与“红十字精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既然如此，红十字登陆中国，被中国人所接纳，就没有不可逾越的社会心理障碍。红十字相对其他五花八门的“西学”，更容易在中国传播，更容易被中国人所认可、接纳。
其三，红十字会与中国本土的善堂（善会）颇为相似，或者说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善堂是一种慈善组织，它的职能就是“行善”“所行善举，则育婴焉、恤嫠焉、施棺焉、掩埋焉，冬则施衣，夏则施药，地方之穷而无告者养生送死之事，皆于是赖焉，凡此善举，无论通都大邑、城乡市镇之间，皆大略相同”（《论清查善堂事》，见《申报》1897年3月15日）。这些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之事。当红十字走近中国之时，人们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而“拿来”为我所用，或者与善堂“融通”，并不感到有什么不自然，1899年成立的中国施医局、1900年出现的中国救济善会等，纷纷擎起红十字旗，可视为这种“融通”、嫁接的结晶。值得注意的是，1904年3月26日，中国驻美使臣梁诚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还说红十字会“命意略如内地善堂，以拯灾恤难为义务”“各省善堂成效昭著，董其事者，富而好善”，可以“兼办（红十字会），可毋庸另设会所”。但红十字会是全国统一的社会团体，善堂是地方性的慈善组织，如何加以协调？梁诚建议：“以京师善堂为总会，复于行省商埠酌设分会。平时施医赠药，兼办军医学堂，战时防病疗伤，责令随营照料。”（《驻美使臣梁诚陈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奏稿》，《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第40页）把善堂改造成红十字会，把红十字会比附善堂，或合二为一。这些行动和言论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对红十字的本质还缺乏深刻的理解。不过，“似曾相识”的感觉，使认识的鸿沟不复存在，善堂为红十字走进中国，架起了一座桥梁。
其四，现实的呼唤。救死扶伤是红十字会的天职，特别在现代战争中，作用独特，“故军事一起，无不受此会之大益”。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内忧外患，对内战争、对外战争连年不断，更需要红十字的人道关怀。孙淦在《呈请裕钦使转咨总署奏设红十字会禀》中大声疾呼：“我国以堂堂大邦，文教之隆，甲于大地。近岁海疆多事，军兴频仍。而数十年来，未创此会，行伍疾疫，未尝预防，士卒伤夷，委之而去。中东事起，万国总会亦尝派员醵金驰往，惜我国未有此举，不能联络，坐令日人得沾此利。至军书旁午之际，不敷调遣，将帅彷徨，束手无策。夫用兵者，用其气而已。军中防病有术，疗伤有法，则士卒有恃无恐，勇气百倍。苟反其道，军心一馁，则立蹶焉，此固兵家所大忌也。”面对现实，“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第4—5页）。可以说，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和连绵不断的战乱给红十字的兴起发展提供了社会空间和时代需求。基于上述原因，红十字会之能较快取得国人信赖而在中国“创兴”，也就不难理解了。（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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