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鼎中
■绝密行动，从秘密会议到实战状态
空中安全，由防空部队自外而内，一层层拦截，向心形成严密部署。但我们还面临一个要害问题——万一敌机窜到天安门上空，怎么办？
那天，杨成武副司令员召集我、防空部队负责城区和检阅防空的高炮团副团长于凯开了个三人秘密会议。杨副司令员向我们传达：出于防空的需要，计算敌机天黑前最近返航距离和时间后，检阅时间定在10月1日下午15时之后。经周总理批准，为防万一，在天安门城楼下的后方空地，即端门前西侧广场将设一对射击点，部署4门高射炮，并用汽车和木板围起来做伪装。这是开国大典对空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由我们3人实施指挥。
杨副司令员画了个平面简图，标明了天安门后方4门高炮的位置。然后说：“于凯同志你——”位置标记在高炮阵地。“我——”杨成武将自己标记在天安门下面的东南角。问题马上显示出来，阵地与东南角不能通视。杨成武副司令员说：“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对，张鼎中同志在这——”话到笔到，代表“我”的标记，落在天安门之上的东北角。
“明白吗？”杨成武严肃发问。
盯着图我仔细体会。位置明白，指挥程序当然是杨成武副司令员发令，我传令，于凯命令阵地执行。敌机从哪个方向来不知道，可我们的飞行队是自东向西，那么发令位置在东，是最佳选择。阵地在后面，斜向东射击，射界开阔，迎着打也比较有利。稍微不利的是指挥，三点一线当然不如两点一线，但起点和终点无法通视，只好增加我这个中间点，而且是制高点。
于凯对任务也心领神会，只是问：“口令怎么区分？”杨成武说：“我们采用老办法，以红旗联络。口令没多余的，举旗就射击，红旗一举保证四炮齐发。到了那一天，高炮分队必须提前观察和跟踪目标，不能我这边举了红旗再观察。但是，高炮分队绝对没有自行开炮的权力和任何理由。于凯同志，你拿脑袋给我担保。”于凯说：“是。”战斗英雄于凯，大个子山东人，口音很重，人非常爽快。
杨又压低声音严肃地说：“阅兵的我方飞行队，万一出现有一架或者几架飞机俯冲天安门，同样的，我发号令，我们三人举旗，立刻开炮，不能犹豫。”我俩道：“是。”
1949年10月1日下午2点50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出现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斜道台阶上，健步登城。那一刻，广场上欢呼声如浪，我的心脏在急促地跳动。想想自己随党南征北战12年能活下来，还能参加开国大典，我真想喊“毛主席万岁！”可我不能。任务在身，不应离开位置一步。更不能一激动，喊的同时手中旗子举起来——对于下面的于凯，那就等于杨成武副司令员的号令啊。
整个检阅和游行，我站立在指定的工作岗位，一动不动。两耳听到的是装甲兵、炮兵、伞兵、骑兵整齐有力的脚步声。伴随着鼓掌声和欢呼声，当炮兵、坦克车辆通过时，空中飞机方队的隆隆声传来，一架大运输机率先通过，接着一架跟一架通过，最后是品字队形飞机通过。飞行队我能看到，但不敢细看。我的眼睛始终聚焦于杨成武的身影。
这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每一名飞行员的政治审查都是我直接经手的。我们和高射炮阵地严阵以待，是在防备和弥补我的可能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此刻的极度紧张心情，不是我怕担责任和能否担得起的问题，而是绝对不能有负人民，绝对不能有负历史，绝对不能有负自己浴血以赴的奋斗理想。
17架加9架循环飞行的飞机共计26架次，总算平安通过了，我长出了口气。费了那么大劲，做了最坏的准备，结果平平安安。平安就是胜利。
记得总结工作时，杨成武副司令员语重心长地说了句：“防空工作，真难，在危急中走了步险棋，也是一步高棋。是对年轻空军的一次考验，是不得不采取的一件防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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