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方实力派的冷眼旁观
宪政法制成熟的国家，是不允许军人干涉政治的，但是民初的中国还没有足以制约军队的宪政力量，因此军人干政是必须接受的现实。庞杂的地方势力，其性质与北洋系类似，或者可以说它们是许许多多小型甚至微型北洋集团，分散在全国各地。比如，旧巡防营出身的张作霖，已经在东北经营后来被称为奉系的势力；同样出身于巡防营的陆荣廷，也在广西经营后来被称为旧桂系的势力。他们还没有问鼎中央的实力和雄心，也保留着旧军人在士绅面前的自卑，对选举并不关心，参与不多，任由少数政党人物相互竞争，所以在思想最保守的张作霖控制的东三省以及张镇芳控制的河南省才会选出相当多激进的国民党国会议员。
地方势力与省议会的关系更为直接，间接地与参议院也应该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参议院是由省议会选举产生的。实际上各省议会大多和都督发生冲突，地方势力也没有把本省参议员看成自己的代表，所以当袁世凯非法解散国会的时候，各省都督一致声援，因为他们本身与省议会的关系，和袁世凯与国会的关系是一样的，地方势力把省议会视作眼中钉，正如北洋系把国会看成肉中刺，不久以后各省省议会也被解散。
北洋派的缺席与民初议会政党政治的失败
北洋派参与第一届国会选举的态度比较消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结果则决定了民初议会政党政治的命运。首先是北洋系领袖大总统袁世凯的态度，由于袁在当时得到各政党的一致支持，因此对于各政党采取超然的态度，既不加入任何政党，也不对任何政党公开大力支持，似乎更没有必要自己建立一个政党与其他政党争胜于国会选举。
孙中山、黄兴1912年8、9月份态度鲜明地表示对袁世凯完全拥护以后，袁世凯与国民党的矛盾已经缓解，认为国民党对他已经没有太大威胁，没有向进步党系寻求支持的迫切要求。国民党议员韩玉辰回忆：“民元秋孙中山、黄克强先后北上与袁商讨国是，对袁俱有好评，并许其执政若干年可跻富强。袁以孙、黄易与，视同盟会若无物，对国会自然不十分措意。迨选举揭晓，国民党在两院俱占多数，其中心人物宋教仁力倡‘争内阁不争总统’之说，俨然以多数党候补内阁总理自任。这种紧迫形势，远出袁及袁党意料之外。下面且引1914年春吴景濂面告余一则故事。吴大意说：赵智庵（秉钧）一日来访，谈及宋遯初被害事。智庵说：‘宋遯初养病农事试验场（即今北京动物园），我屡去慰问，并代项城致意。遯初表示国民党及个人愿以在野地位帮助项城把国家事办好。项城闻之很满意。遯初将南下，项城属我壮其行色，赠以交通银行可以随地支取的若干万元存折一扣（详数余回忆不清），遯初受了，珍重道别。讵到南方，处处演说，号召国民党必争政权，并对项城种种诋毁，其尾随谍者悉录以报项城。项城屡诘问：你说宋教仁拥护中央，何反复乃尔？’”
可见，由于对新型议会政治的隔膜，袁世凯以为用老手腕笼络个人，使孙、黄、宋等领袖放弃竞争，天下就可以无事。袁世凯在国会选举结束后，突然发现国民党不仅要竞争政权，而且由于拥有国会多数席位有能力合法地竞争政权，不禁大吃一惊，痛悔失算，急忙通过支持进步党和收买国民党当选议员变节以图补救，虽有些收效，但终于不能改变第一届国会的激进性质，激进国会与袁世凯的矛盾成为民初政局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民国初年，中国的国内政治生活还没有进化到非武力的文明阶段，漫长历史时期的文治传统实际上也是一种假象，作为开国皇帝的大军阀武力统一全国后建立文官制度，其基础仍是军队。以年轻士绅知识分子为基础的民初议会政党政治运动，既没有中央武力的支持，也没有地方武力的支持，当然更没有广大民众的支持，其所以能够在一段时间里形成一定的声势，是中央武力与地方武力之间暂时形成的制衡关系创造了机会。但这种脆弱的平衡不容易维持长久，一旦中央武力压倒了地方武力，就要在全国实行专制，甚至要做皇帝，这正是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以后所做的；反之，一旦地方武力重创中央武力的权威，就会出现军阀割据，地方武力在各自的地盘上做土皇帝，这正是护国战争以后各省军阀所做的。所以，当时的国情决定了民初的议会政党政治难以逃脱昙花一现的命运。
（张永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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