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石米
38名被澳洲军舰救起来的生还者，经历九死一生，身心疲惫地回到家里。而那些愤怒罹难者家属，早已把中联公司的大门堵得水泄不通。
船难已过，罹难者家属与轮船公司的纠纷才刚刚开始。
沉船发生后的第二天，中联公司的大股东周曹裔家就被愤怒的受难者家属包围了。
当天晚上，有近三百支火把包围了周家，愤怒的家属涌入房内，捣烂所有家具、摆设、公司的大门、办公设备、玻璃窗。
上海法院的档案中记载，周家被砸是在大年初一，罹难者家属先到中联公司，因为发现没人上班，愤而转到周家砸毁家具。
事实上，中联公司是由一群宁波同乡集资兴办的轮船航运公司，总经理周曹裔，其余还有四位股东：龚圣治、蔡天铎、马世燧、周庆云。
其中，蔡天铎的儿子，正是台湾著名主持人蔡康永。
蔡康永曾在一篇名为《我家的铁达尼号》的文章中提及这艘船的身世：
“我们的轮船”，其实是几十年前，爸爸在上海开的轮船公司的船。这家公司所拥有的轮船当中，最有名的一艘，叫做太平轮。
太平轮载重2050吨，自1948年7月14日开始，中联公司以每月7000美元的租金向太平洋船坞公司租用，往来于上海和基隆，至1949年1月27日最后一班，太平轮共行驶了35个航班。
在1948年9月28日至10月26日之间，太平轮还临时为国民党军队征用，在辽沈战役中负责运送国民党伤兵和当作补给船。
在太平轮运行初期，通过太平轮往来上海与基隆的乘客主要是商人、游客、眷属和去台湾的公务人员。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和淮海战役的失败，作为商务船的太平轮开始成为逃难船。
蔡康永在文中讲到太平轮最后一批乘客的人员构成：
理所当然，这群太平轮的最后一批乘客里，有当时上海最有钱有势的一些人，也有爸爸最要好的朋友。他们有的用金条换舱位，硬是从原来的乘客手上，把位子买过来；有的靠关系，向爸爸或者船公司其他合伙人要到最后几个位子。
从上海档案馆的《中联公司太平轮出口旅客名册》、《被难家属名册》中，也可以看到若干在当时十分显赫的名字。
山西省主席邱仰浚一家，同行的山西同乡、辽宁省主席徐箴一家，蒋经国留俄同窗好友俞季虞，总统府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之子，台湾清真寺创办人常子春的家人，台湾陆军训练部司令教官齐杰臣的家眷五口，袁世凯之孙袁家艺，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海南岛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海南岛司令王毅，天津市长之子，《时与潮》总编辑邓莲溪……
除了这些名流显贵，船上还有许多当时公教单位迁台洽公的公务员，比如国防部第二厅调台职员30多人，中央银行押运员6人，仅秘书廖南毅生还；还有淡水合作社负责鱼苗放流的工作人员13人，中央社编辑和家人，邮电局职员，香港《工商日报》记者……
另有许多往来两岸的名人、商旅、眷属，李昌钰之父、台湾演员林月华之父、著名美籍华裔神探等等，都是早年成功的富商。
香港已故女首富龚如心的父亲，也因为乘坐太平轮去台洽公，不幸离世。
事发后，受难者家属中亦不乏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常子春、杨洪钊及齐杰臣等人，都因为妻小一家没有消息，心急如焚，在第一时间前往失事现场向上海中联公司了解情况。
一些家属到失事地点舟山群岛附近搜寻，李昌钰的母亲曾雇用飞机到失事海域盘旋搜索，希望找到生还者。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当罹难者的家属们不得不接受亲人可能已在海难中去世的事实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准备追要补偿。
在当时，每艘轮船都要向保险公司投保，太平轮失事后，保险公司应该负责对罹难者家属的经济赔偿，但太平轮是一个例外。
作为船东的儿子，蔡康永在文中写道：
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太平轮沉没的原因。只提过当时他们公司拥有的每一艘轮船，一律都向英国著名的保险公司投保。唯独太平轮例外，因为当时爸爸一位相识在上海开了保险公司，为了捧捧人场，就把手上这艘刚要开始在上海和台湾之间航行的太平轮，给这家上海人自营的保险公司承保。
太平轮一出事，这家保险公司立刻宣布倒闭。于是，所有的赔偿，全部由中联公司自己负责。
上海档案馆的档案中显示，在事发后，太平轮受难者家属立即成立了“太平轮被难旅客家属善后委员会”，负责与中联公司谈判赔偿事宜。
罹难者家属被中联公司安排住在吴宫饭店，负担一切费用，每人发放米14石。
416位登记在册的罹难者家属，选定齐杰臣、吕谷凡、杨洪钊等几人，在2月6日向中联公司提出告诉，提出了几项要求：
一、追究刑事责任。
二、函台南高等法院、高雄地院、台北高地院，以法保障被难家属的损害赔偿。
三、函沪航政局、社会局及其他有关机关，责令中联公司从速办理抚恤与赔偿。
四、在台湾的家属善后委员会要求扣押中联企业名下的轮船，包括曾为蒋介石座船的华联轮。
但是， 最终双方还是没法达成和解，接下来的几个月，家属们分别展开了两岸的诉讼官司。
家属们向台湾省主席陈诚陈情，同时也向立委谢娥陈情。他们还聘请了台湾、上海两个律师团，章士钊就是被聘请的上海律师之一。
法院初审判决，中联公司应付损害赔偿223万元。因为中联公司无法缴纳这么多赔偿金，2月21日，高雄法院扣押了中联公司的安联轮。
根据1949年2月23日《台湾新生报》的报道，2月22日起，中联公司答应在台北重庆北路中联公司内发放临时救济金，每个受难者家属可领金圆券1万元，折合台币35万元。
对于太平轮的几个股东来说，这次海难，几乎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中联公司经理周曹裔一家的孩子们跟着母亲连夜搬家，周家拿出所有私人现金、财产、金银首饰来理赔，但是在那种通货膨胀剧烈，市面上币值一日三变的动荡年代，即便周家倾其所有，仍然无法支付巨额的理赔金。
周曹裔到了台湾，要求以华联轮向台湾银行抵押现金120万新台币，作为偿债的抵押品。但是这项贷款直到次年4月21日才全额拨付。
1950年5月3日，安联轮也抵押了30万现金，作为支付太平轮事件的赔款使用。
至此，中联公司早已无法营业，几乎是一个空壳了。
蔡康永在文中描述：
在太平轮上遭难的乘客，人数之多，牵连之广，无论再怎么样的赔偿都不可能让家属满意。
官司始终无法解决，公司旗下太平轮以外的另外两艘轮船，被铁链锁在高雄，直到全部锈烂，成为废铁。
所谓“我们的轮船”，从此全部跟我们无关了。
蔡康永的家里，如今只有一张边缘钉满黄铜钉的扶手椅和一架望远镜，是从“我们的轮船”上拿下来的东西。
蔡天铎经常说：“那是老蒋总统坐我们的轮船时，最喜欢坐的椅子。”
上海档案馆的材料显示，太平轮每个罹难船员的家属，领到了80石米的赔偿。
在经济接近崩溃的、战乱的1949年，早上拿到了钱币，下午就可能成废纸，倒不如拿白米实惠。
《时与潮》总编辑邓莲溪之子邓平回忆，当年他们确实领到了补偿金，但是金额不高，家中生计全部落在母亲身上。
一次意外的相撞，无数的家庭，从此陷入困境；无论是罹难者还是生还者，他们的人生路径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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