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轮海难部分幸存者合影
海祭船上罹难者家属向大海抛撒菊花，以示对亲人的悼念。
叶伦明在侄女叶秀华的陪伴下参加海祭远眺白节山。
目前没有发现太平轮的照片留存于世。图中是与太平轮同属中联公司的华联轮在上海离港时的画面，太平轮最后一次航行大概也是这样的情景。
1949年的上海黄浦江码头
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
秋风乍起，吹皱一湾秋水。
台湾基隆港的东十六号码头。一座两人多高的石碑静静伫立，上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字——“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
1949年1月27日，除夕前夜。13时开始，一千多名乘客陆陆续续从上海黄浦江码头登船，期待着与台湾的亲人共度春节。
谁都不会想到，仅仅几个小时以后，这艘名为“太平安”的轮船，与从基隆开来的建元轮意外相撞，永远地沉没在舟山群岛白节山附近冰冷的海域。
基隆，成了这艘船永远也到达不了的目的地。
太平轮沉没，近千人罹难，多少家庭破碎，这艘“东方铁达尼号”牵引的生死离别，很快成为大时代里沉落的往事。
往事并不如烟,太平轮的记忆在近年浮出水面。2004年，台湾作家张典婉参加《寻找太平轮》纪录片采访，后创作完成《太平轮一九四九》，披露了海难的细节。
2010年，太平轮罹难家属在舟山群岛举行沉船后首次海祭。
今年7月，吴宇森开拍《太平轮》，把这次鲜为人知的海难搬上荧幕。
我们再次从历史的深海中打捞起“太平轮”沉没的诸多细节——沉船时离散的记忆让人垂泪，大时代中斑驳的旧影令人动容。
争相上船
1949年1月27日，农历除夕的前一天。冬日的黄浦江边，看不见阳光。
太平轮停靠在江边的轮渡码头上，不断涌入上船的旅客。要过春节了，人们提着大包小包，或赶着与台湾的亲人团聚，或决意带着家眷离开局势动荡的上海。
13时许，28岁的叶伦明来到上海黄浦江的轮渡码头。
他即将乘坐太平轮，到台湾基隆去做生意，顺便与妻子团聚。
“叶家在二战结束以后，从福州搬到上海定居，住在鸭绿江路上。”叶伦明的侄女叶秀华告诉记者，“在伯父的记忆里，当年他最常坐的是华联轮、太平轮。华联轮的船舱比较舒适，太平轮是整修改装的商务船，甲板下的船舱位子环境都比较差。”
14时，少女王兆兰和母亲、弟弟妹妹一起，拖着沉重的行李踏上了太平轮的甲板。
为了陪在台湾做生意的父亲过春节，王兆兰的母亲提前买了船票，考虑到坐船太慢又改买了机票，后又发现飞机没法携带太多家当，一家人最后决定，还是乘坐太平轮。家中衣物、家产，悉数被装带上船。
码头边人流涌动，汽车司机急急地按着喇叭。车停稳后，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少校参谋的葛克从汽车里钻出来，为了要在农历年前将妻子家小带到台湾，他托了关系才买到了太平轮的船票。
带着妻小上船后，过了预定开船时间很久，太平轮仍然纹丝不动地停泊在黄浦江面上。
在上海档案馆里，可以调出葛克以证人身份叙述的证词，证明太平轮推迟了开船时间。原定27日14时启碇，不知何故竟迟至16时20分才启碇离沪。
在这迟开的2个多小时里，许多没有买到船票的人上了太平轮。
南京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就是其中一个。
开船的前一天，吴伯超临时决定到台湾去准备音乐学院的迁校工作，但是那时已经买不到船票了。上海的亲戚告诉他，“太平轮就要开了，赶快去码头等吧！”
从南京赶到上海，在码头上，吴伯超巧遇此前因送女儿上船而结识的太平轮的三副，他很热情地把自己的床位让给了吴伯超。
自从1948年之后，淮海、平津战役相继打响，战火遍地。吴伯超的妻女已经提早赴台。开船前，吴伯超还兴奋地给台湾的女儿发了电报说：“要到台湾来了，与你们一起过年。”
吴伯超的女儿吴漪曼到现在都记得接到父亲电报时的喜悦，“当时我们好高兴，好期待父亲要回家吃团圆饭。”
上海档案馆保存的法院档案显示，在太平轮所有者——中联企业公司提供的名单里，正式登记的乘客是508名，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登记，通过各种方式上了船，乘客人数实际超过千人。
台湾学者林桶法曾对太平轮事件进行深入研究，他在《渡台悲歌——“太平轮事件”的探讨》一文中说：
这些旅客有些是商人，因逢农历年前赶着到台湾的迪化街等地对账或收账；有些是军工教人员及其眷属，随着各单位转进来台；有些是来台工作或者回台者；有些是因大陆局势不稳，转移到台湾的民众。
除了旅客之外，太平轮上还载有中央银行秘书处等单位的重要卷宗、文卷及账册231箱，业务局账册525箱，上海各金融机构的保险册、信用状、报表及工商企业生产和经营往来数据共1317箱，另有国民党重要党史资料180箱。由于太平轮是客货轮，因此船上载着许多台北迪化街订购的南北杂货，还有大约600吨（一说450吨）钢条，加上《东南日报》整套印刷器材、白纸等大约百吨，船身被压得有点倾斜。
16时20分左右，在船客们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太平轮拖着沉重的船身，在夕阳的霞光里，缓慢地离港。
太平轮上1000多名旅客，带着各种各样的心情，看着黄浦江外滩上的灯火慢慢消失在天际线上。
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竟然是一场死亡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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