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军旅 呕心沥血
1937年爆发了“七七”事变。这是日本侵略者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开始，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序幕。廷懋同志和学生们到了济南，在冯玉祥的部队里干了几天。在冯玉祥的部队解散后，一部分到了延安，一部分去了前线，他就参加了八路军，于1937年11月在115师344旅政治部任民运干事；12月在旅修械处任政治指导员；1938年5月在旅留守处任党分总支书记；1938年8月在旅教导营任党分支总书记、主任教员；1939年10月在旅供给部军事工业科任科长；1940年1月在344旅688团3营任副教导员；1940年2月在688团1营任教导员。1940年2月开始，调入129师新1旅政治部宣传科任科长；1943年5月在太行军区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任科长；1943年10月在四分区32团任政治委员，先后参加了晋南反摩擦上下马游击战、太行反扫荡作战、围困陵川、太岳反顽等战役。
在日本投降后，党中央指示部队火速赶至东北，而在此时，国民党军队也急于抢夺胜利果实，觊觎东北。国民党的军队有火车、飞机，而共产党的军队绝大多数靠走路。他到达东北后，被任命为东北军政干部学校宣教科科长、训练处副处长，任务是培养干部，大量扩军，为反攻作战做准备。1946年5月，他任东北民主联军总直属队政治处组织科科长；1946年7月任东北民主联军佳木斯卫戍司令部组织科科长；1947年3月，任合江军区政治部政治训练队政治指导员。在这一时期，新到东北的部队都是从各战区和各部队调去的，互相了解不深，就把廷懋同志这个团政治委员(正团职)当成连级干部使用了。可是，他二话不说，一如既往，勤勤恳恳地工作着。领导发现这个干部的水平和能力不一样，是否用错了?结果一了解，果然降低四级使用了。就这样，给他重新分配了工作，于1947年8月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独立第7团政治委员。1948年3月，他又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组织部副部长。
1948年，廷懋同志调到内蒙古军区工作，主要负责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1948年9月，他被调任内蒙古人民解放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49年7月，任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0年9月，任内蒙古军区政治部主任。从这时起直至离休，整整半个世纪，他一直是内蒙古军区领导核心成员。他为加强内蒙古军区部队的政治建设，呕心沥血，尽心竭力。
廷懋政委调来内蒙古军区工作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决战。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投入辽沈决战；骑兵第四师、第五师参加平津决战。此时，廷懋将军提出在部队中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开展杀敌立功运动和火线入党运动，以鼓舞士气，激励斗志，加速全中国的解放。这样，部队掀起了火线入党和杀敌立功的高潮。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一名16岁的小战士孝兴阿，冲锋在全连最先，击退占领山头的敌人。就在这时，孝兴阿腹部受重伤倒下，肠子都往外流。他在生命危急时刻，还没有忘记入党，坚决提出火线入党的要求。在战斗胜利结束后，团党委批准孝兴阿火线入党、立两个大功，并授予战斗英雄称号。1950年8月28日，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军区首届英模代表会议。廷懋同志作了开展立功运动的总结报告。会议选举了参加全国英模代表会议代表。邰喜德、好特老、裴云为战斗英雄代表，何子生为劳动模范代表。
1978年12月，廷懋同志被任命为内蒙古军区政治委员。内蒙古军区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挨整挨打的人多；致死致伤的人多；转业复员的人多；调离军区的人多；罢官靠边的人更多。大字报满街满院；上访人群汹涌如潮；告状信件漫天飞舞。廷懋政委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压力极大。但是，他胸有成竹，不动声色，不慌不忙，静听诉说，细看诉状，对诸多的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他首先抓关键性的问题，召开军区党委会，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党的方针政策武装头脑，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而后加强了军区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工作。他狠抓了对“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挖新内人党”三大冤案的政策落实。军区机关和各军分区、师都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他先派工作组做准备，后亲自去坐镇指挥。他既做各单位领导干部的工作，又苦口婆心地做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工作。这样条件成熟后，才召开大会，并且他都要在平反昭雪大会上讲话。因而，各单位平反昭雪大会都开得比较成功，稳定了情绪，消除了对立，加强了团结。
廷懋政委上任时，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二批干部转业工作已开始，其中绝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这些干部本应在部队中继续工作。他为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部队建设，把这批干部都留下来，重新分配了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很多蒙古族干部到河北、天津、山西、陕西支左。这时，这些干部纷纷回来，要求落实政策，返回内蒙古军区工作。廷懋政委满足了他们的合理要求，把他们调回军区，重新分配了工作。在东三盟军分区、西三旗武装部归回内蒙古军区建制后，廷懋政委对他们的落实政策和职务调整，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他们非常满意，更加积极地投入到了部队建设之中。因为廷懋政委的不懈努力，以身作则，勤奋工作，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好思想、好作风，又开始恢复兴盛，蓬勃发展起来。内蒙古军区部队呈现了稳定、团结、前进的新气象。
廷懋政委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自己的家庭也是如此。他经常说：“不能搞特殊，不能脱离群众，要和老百姓一样去生活!”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全家上下对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不摆一丝架子。
有一天早晨，夫人胡淑荣同志的自行车没气了，不能按时去上班。正好那天上午，廷懋政委要到内蒙古党委开会。有人说：“坐政委的车走吧!”胡淑荣同志回答说：“哪能呢!车是公家给他工作用的，我不能坐他的车上班!”她一边说着一边去里屋拿出修自行车的工具，很快把自行车胎补好，骑着自行车上班去了。
廷懋同志的大儿子廷林在边防二团连队当司务长。有人问廷懋同志：“现在石家庄高级步校正在招生，是否把廷林送去培养?”廷懋同志回答说：“廷林人老实，管钱管物丢不了，就叫他继续当司务长吧！”
廷懋同志的三儿子廷·巴特尔在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下乡当牧民已经很多年了。有人向廷懋同志提议：“是否把廷·巴特尔送到大学培养？”廷懋同志回答：“他已经下乡多年了。再说，他蒙语学得很好，和当地牧民关系好，牧民需要他，他也愿意在牧区当牧民，就叫他干自己愿意干的事情。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当牧民，非要当干部、当官？我们当初不也是愿意闹革命，反对蒋介石，脑袋掉了也愿意。人必须干自己愿意干的事情才行！”
廷懋政委离职休养后，一直在发挥自己的余热。1983年7月，他去锡林郭勒盟多个旗县考察，在日记中写道：“9年前，牧民缺衣少被，愁眉苦脸。现在，男女老少穿的花花绿绿，喜笑颜开。不仅日常用品不缺，而且许多家庭都有地毯、录音机、缝纫机之类，人均收入比‘文革’时期翻两番以上。经济好，民族关系也就好办。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一是交通不便的问题；二是牧民居住条件的问题；三是能源的问题；四是节育的问题；五是教育的问题。”同年9月，廷懋政委被内蒙古科委邀请参加新能源开发利用研究示范试点工作总结会议。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余热‘有出路了’，我可以当一个这方面的‘拉拉队’！”
内蒙古军区编写军史方面的书，老同志、老下级写回忆录，请求他审查修改，他都是有求必应。同时，根据乌兰夫同志所托，他与张策、胡昭衡、方知达、赵石、孔飞、王铎同志一起研究调查并编写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东蒙根据地的创建》。
廷懋政委的一生是革命、战斗、无私奉献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防建设，为中国革命、国防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了卓越贡献。廷懋政委学识渊博，德高望重，我们缅怀廷懋政委的光辉业绩，就要学习他坚定信念、坚持真理、忠贞不渝的政治本色；学习他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刚正不阿、心系人民的高尚情怀；学习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艰苦朴素、清正勤谨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不记嫌隙、光明磊落、团结共事、选贤任能、为党为民日夜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境界。
廷懋政委是我们永恒的楷模，我们永远怀念廷懋将军！（巴音图 那穆 胡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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