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懋(右）与迟浩田在谈话。
今年是廷懋将军诞辰100周年。他是我们的老政委，1913年10月出生，193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参军，1955年10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先后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党的优秀民族干部，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是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次、第十二次、第十三次、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特邀列席第十五次、第十六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先后担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内蒙古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是正兵团职离休干部，2004年12月8日逝世。
勤奋读书 确立信念
廷懋政委生于沈阳市。当时，满清皇帝已退位，中国改称“民国”，但民国的实权却落在北洋军阀手中，统治东北的军阀头子是张作霖。廷懋政委童年体弱多病，他一边锻炼身体，一边勤奋读书。在15岁以后，他逐渐懂得了一些事，常常听人讲中国被侵略的事情，特别是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1928年，在离沈阳不远的皇姑屯，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日本人炸死张作霖想要干什么?他开始产生了爱国思想。同时，他转入了一个特殊的学校——私立冯庸大学附属中学。冯庸是张学良的世交，他标榜救国，“毁家兴学”，自任校长。在这个学校，廷懋倒有所收获：在校寄宿，养成生活自理的习惯，学校重视军事训练和体育锻炼，他的身体也逐渐强壮起来。之前他已经念过一年初中，到冯庸大学附属中学又重新学初中课程，功课不太费劲。因而他有时间看课外书籍，开始接触各种学说和政治活动。
1929年东北易帜，换上青天白日旗，学校里增设了国民党党义课。在学校讲三民主义的是国家主义派的人，他们骂孙中山更骂共产党，有人还传播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教育对他适得其反，促使他想进一步了解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他借来一本《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虽然没有完全看懂，但他对那些胡说八道的反共言论更不信了。同年秋，发生中东路事件，冯庸竟给学生都发了枪，要全校师生北上，号称“歼俄义勇军”。他们在路经哈尔滨时，有一位不速之客来到学校讲演，廷懋同志虽然没有听得十分清楚，但有一句话提醒了他，那个人说：“我们的敌人不是苏联，而是日本!”
1931年，他刚上了高中，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沈阳后，冯庸学校师生多数跑到北平。不久，冯庸也来了，他又打出“抗日义勇军”的旗号，领着学生去南京请愿。蒋介石在接见平津学生时，讲不出一点道理，冯庸却站在蒋介石的身旁一言不发。从此以后，廷懋同志既不相信蒋介石，也不相信冯庸了。从1932年春到1933年夏，在北平的1年零3个月里，他补习了高中课程，还看了几本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1933年夏，他考入了青岛的山东大学物理系。
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他已是大学三年级学生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南京政府步步退让。北京同学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山东大学也组成学生救国会。廷懋同志积极参加救亡运动，又增长了不少见识。学生救国会刚成立，就有人破坏，说学生救国会有“背景”(指共产党)，但此时的背景二字早已吓不倒他了。不久，有一位同学拿来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人家看后，把这个宣言贴出去了。他们到第三码头宣传抗日被拘捕，但无人审讯，而且学校当局也一直没有讲谁犯了什么罪。后来物理系主任找廷懋同志谈话，叫他去泰山旅游，系主任出资。这是收买，堂堂男儿，怎么能干呢!
一次，他作为学生代表去见青岛市市长沈鸿烈，要求其放一个被抓的学生。沈一再表示不愿镇压学生，但第二天凌晨就把30多名学生都抓起来了。先是消防队打玻璃、砸门，然后抓人。同时，学校又宣布开除其中的13人。在公安局拘留期间，南京教育部来了一位次长，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只允许第二批被开除的9名学生可以回校复课。廷懋同志返校后没有心思念书了。他曾去上海代表青岛参加了全国学生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并参加了纪念“五卅”的游行，工人们举着竹竿旗，在警察来镇压时就成了反抗的武器。上述一系列活动，对廷懋的教育很大，使他分清了大是大非，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36年他到了北平，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本来想去苏区，但上级让他留在北平搞学生运动。后来，他考入东北大学，是新党员又是学生会主席，既当学生又搞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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