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仲元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1983年，机构改革按照这个四化要求，一大批知识分子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农牧学院的那位教授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当选为自治区党委常委，后担任了自治区科委主任兼科协主席。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内蒙古是行动较早的省区之一。公派留学生除地方渠道外，还有教育部这个渠道，我区都积极争取。将军认为这是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培养科技人才的一个重要渠道，将来或许还能成为选拔视野开阔、改革开放意识强的知识分子领导干部的来源。1980年10月，应日本友好团体邀请，自治区政府组成科教代表团出访日本，与日本私立大学协会建立了友好关系，开辟了内蒙古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地方渠道。代表团出访归来，将军饶有兴致地听取了汇报，充分肯定了出访成果。1981年底，内蒙古地方渠道首批赴美访问学者一行8人启程。1982年春，首批赴日访问学者一行12人也启程，其中包括内蒙古大学教师旭日干。他在学习期间与日本导师合作，成功培育出世界第一例“试管山羊”，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在国外获博士学位的蒙古族中青年知识分子。正如将军所料，我区通过地方渠道和教育部的渠道派出去的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大都成为本系统的学术带头人，有的被提拔为领导干部。如旭日干博士回国后，不仅在本专业上做出了重大成就，还担任了内蒙古大学校长，被选为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在我们熟悉的人中，还有几位学成回国后，逐渐成长为优秀的领导干部，分别在自治区经委、轻工厅、内蒙古科协、工学院、农牧学院、林学院等单位担任了领导职务。
将军尊重有学问的人，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那时候想找将军谈话的人很多，排着队。如果是专家学者，将军优先安排，有的还车接车送；知识分子习惯用书信方式反映情况，将军尽量都给予回复；遇到有些蒙古族学者，为表达准确想用蒙语讲，这时将军就把我叫来当翻译。内蒙古大学副校长陈杰教授，是著名的数学家，他为了把“文革”中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瞄准了现代数学的最新发展前沿，潜心研究格论和模糊数学，可是繁琐的行政事务和科研之间产生了矛盾，给将军打电话，想辞去副校长职务。将军派我把陈教授接过来，一方面推心置腹地和他谈心，肯定他为紧跟世界先进水平做出的努力，一方面和内大领导联系，适当减轻他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内蒙古农牧学院张荣臻教授是全国政协委员，年纪大了，不适应内蒙古冬天寒冷的气候，在1981年全国“两会”期间求将军帮忙，在江苏苏州老家解决一套住房，这样他可以冬天去南方，天气转暖后仍回农牧学院带研究生。将军觉得张教授的陈述有道理，“两会”期间的一天晚上，亲自到京丰宾馆江苏代表团驻地找江苏省长帮忙。一件当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经将军亲自登门求助，竟然办成了。
廷懋将军原是山东大学物理系学生，因投身“一二九”运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开除学籍。出狱后经组织派遣，到了北平，入张学良办的东北大学继续学习，并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加入平津流亡同学会和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执委会，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卢沟桥事变”后投笔从戎，上太行山抗击日寇。将军在山东大学学习期间，我国两弹元勋王淦昌先生曾是他的老师。关于他们师生之间的关系，将军的夫人曾向我提起过。“文革”结束后师生二人在天安门重逢，共同回忆起当年在山东大学的岁月，感慨万千：王淦昌先生说那时候我没听你们的话，要不然从那时候起我就是红色科学家了；将军说那时候我没听您的话，要不然我现在也是科技工作者了。
正是由于这些经历，将军和知识分子在思想情感上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在自治区党委分管组织、干部工作期间，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深受广大知识分子干部的尊敬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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