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当兵变唤起了陇原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政治觉醒。两当兵变是中国共产党在驻甘肃国民党部队中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发动的一次军事斗争行动。以此为起点，在１９３２年４月至１９３３年４月的一年时间里，甘肃境内先后发生了靖远、西华池等十多次武装起义，燃起了陇原大地的革命风暴。这些兵变部队有的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有的改编为“人民革命军”，有的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等，为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集结革命力量做出了巨大贡献。
两当兵变积累了陕甘军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宝贵经验。正是通过两当兵变等斗争实践，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认识到，要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必须走井冈山的道路，把军事运动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建立工农武装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两当兵变也是我父亲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以这次事件为标志，他由一位党员积极分子成长为一名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人和军事指挥者。在此后的革命道路中，父亲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在南梁的荔园堡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他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武装斗争中排除各种干扰，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路子，实行“狡兔三窟”的战术，三大游击区相互依托，形成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略和守退兼备的生存发展方式；在根据地建设上，坚持从地情民情军情出发，注重把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同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相结合，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建党、兴政、强军、安民的有效策略；在政权建设上实行“十大政策”，妥善协调党群、军政、军民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保证了这一红色根据地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保存了下来，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中国革命战略重心由南方转向西北创造了条件。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又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协同彭德怀、贺龙同志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转战西北战场，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两当兵变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党的骨干分子。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１年，中共陕西省委曾先后派李秉荣、李特生、习仲勋、吕剑人、刘书林等同志到警备三旅二团一营做兵运工作。这些先辈们，根据部队实际，谨慎细致地开展宣传教育，启发士兵觉悟，先后发展了左文辉、许天杰等３０多名党员，并在连队建立起了三个中共地下党支部，推荐共产党员和具有革命进步思想的士兵担任连、排职务。这些骨干分子，不仅在兵变中冲锋陷阵，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显示出顽强的斗争精神。刘林圃同志后来在西安被捕并英勇就义，刘志丹同志为他题写了“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的挽联；李特生同志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到兰州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吕剑人、许天杰被捕入狱后，不屈不挠，直到西安事变后才经党组织营救出狱。更多的党员骨干如左文辉、石文杰等则分别在各地寻找到党组织或重新加入到红军的行列，继续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在我的记忆中有这样一个小插曲：有一年，父亲见到了张邦英伯伯，风趣地说：“邦英呀，那时你我都在白军做兵运工作，互相间打了无数次仗，到最后才知道有两次战斗是你我各自指挥白军部队刀兵相见，结果谁也没打死谁。如今，我们都是８０岁老人了，万幸啊！”
血雨腥风应有涯，人间遍种自由花。两当兵变极大地唤醒了甘肃人民的革命意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甘肃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甘肃省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和黄帝相传诞生于甘肃，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横贯全境，曾创造出“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的辉煌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甘肃人民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迎来了三军大会师，谱写了一曲曲壮美的拥军爱民模范曲，唱响了嘹亮的爱党歌，最终迎来了解放，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就。我们高兴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甘肃历届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负重奋进，艰苦创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古老的陇原大地呈现出繁荣发展、生机勃勃的景象。父亲在天有灵，也一定会为他付出过心血和汗水的这块热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欣慰。今天，我们纪念两当兵变，就是要学习和弘扬革命前辈舍生忘死、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学习和弘扬他们求真务实、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学习和弘扬他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工作作风，从而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
祝愿两当的明天更加美好，甘肃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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