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掖贤13岁，父子第一次见面在重庆
1942年，陈达邦回国后，辗转来到重庆，来到正在这里经营印刷厂的五哥——堂兄陈岳云家里。
在堂兄家里，陈达邦第一次见到了亲生儿子。这时宁儿已经13岁，个子也和爸爸不相上下。陈达邦把宁儿拉到自己身边，左看右看，搜索着那张照片的记忆。看到宁儿健康成长，陈达邦对兄嫂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抚摸着宁儿的头，轻声问道：“妈妈有信来吗？”孩子低头不语，五嫂长叹一声，没有言语。五哥示意五嫂把宁儿带开，自己和八弟进入内室聊天。
二人坐定，五哥慢吞吞地说：“一超把宁儿送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停了停，看了弟弟一眼，接着说，“在武汉的时候，听说她去了东北，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她和你通过信没有？”陈达邦说：“寄了一张宁儿两岁时照片以后，也一直没有通信。”陈达邦还告诉五哥，一超寄去的照片本来一直带在身边，去巴黎之前，担心遗失或被敌人搜查，连同那封信，存进了共产国际的档案馆。
五哥只得说出“谜底”：“后来听说她被日本人杀害了……”陈达邦听着，眼睛湿润了，最后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宁儿闻声进来，依偎在爸爸身边，也大哭起来。
4. 1957年，才知一曼就是妻子一超
陈达邦明白自己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又是这以后15年的事了。
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赵一曼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1953年5月，周恩来收到一封四川宜宾李坤杰的来信，内容是打听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妹妹李一超下落。可李一超在上海的时间很短，身在“中枢”的周恩来可能连她的面也没见过，自然没有印象，只好把信转到全国妇联代为查找。妇联主席蔡畅等看过信后，也不知道李一超的情况。
在中办工作的陈琮英知道李一超是自己的弟媳妇，但不知道先前的李一超就是后来的赵一曼。惊喜来自四川。1955年1月，陈琮英收到了李坤杰的来信，说是经过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确认，赵一曼就是李一超，并希望能够了解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陈琮英看了后非常高兴，立即回信告诉了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李、陈两家，相隔20多年，开始互通音讯。
原来，《赵一曼》公映后，在中央工作的四川人何成湘记起，他1931年担任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长期间曾亲眼见过、直接领导过赵一曼，知道一曼是四川宜宾人，本姓李，还有一个孩子。1952年三四月间，何成湘回川与李坤杰相见，并见到了一曼抱着宁儿的照片，也就初步确定了赵一曼就是李一超。
1956年，《工人日报》的记者拿着这张照片到黑龙江，找到了当年和一曼朝夕相处的游击队员和乡亲。他们一致说：“瘦李！就是瘦李！”后来，记者又在哈尔滨敌伪档案中发现了赵一曼在病床上的照片。这一切，证明赵一曼就是李一超！
陈达邦得知这一消息时，已是他从苏联回国的1957年了。百感交集的他，应四川宜宾赵一曼纪念馆之约，写下了一段情深意笃的回忆文字。这篇回忆至今仍陈列在展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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