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做处长，人民币上留墨迹
1957年回国的陈达邦是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人行”）印刷局国外业务处处长。当然，1958年还做了国务院参事。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去世，陈达邦作为亲属赶往北京悼唁。其间，他见到了老领导吴玉章、董必武。董必武是“人行”的“开山祖”，曾为提高人民币的印刷质量而煞费苦心。两位老人都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水平十分了解，联名将他推荐给“人行”行长南汉宸。当时，南汉宸正在筹备货币改革，高兴得很，调陈达邦做科长，让其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
第一套人民币发行方案确定后，由苏联帮助印刷。为此，“人行”增设国外业务局印刷处，陈达邦升任处长，并作为“人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全权代表）秘密赴苏处理印钞事务。
1952年11月中旬，国内对第一套人民币发行方案作了调整。如此，印钞票版也必须改制。苏方认为，中国国内制作的票版不符合印钞技术要求，应由苏方人员重新制作。周恩来总理指示，同意在中国技术人员协助下，由苏方人员重新制版。在苏方人员重新设计制版过程中，因为新版人民币采用的汉字题字，没有墨稿，无法制版。请示国内后得到的答复是：在尽可能保持原有风格的前提下，可由技术人员作灵活处理。于是，具有魏、隶书法功底的陈达邦，重写了新版人民币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
陈达邦所写的汉字一直沿用到第二、三、四、五套人民币。
6. 两条“罪”，留在青史的遗憾
说到陈达邦，陈平安沉重地说，八叔公死的消息，也是另一位堂哥告诉老家的。文革开始不久，那位堂哥从东北回玉林塘，过北京时听到了噩耗。造反派整八叔公，说他犯了两条“滔天大罪”：一是“二十八个半”成员——王明的“死党”；二是和“苏修”“内外勾结”“篡改”人民币上题字，“投敌叛国”。
陈平安也知道，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公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当然，陈平安不知道，陈达邦临死之前，对自己的孩子交了底：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
玉林塘是宁静的，宁静得一只斑鸠飞过也呼啦作响。
可在那大变化、大动荡的年代里，她的儿女却曾叱咤风云。如果没有陈平安讲述这里的故事，谁又能知道？（记者 文热心 通讯员 黄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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