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捷生追忆习仲勋：眷恋这片大地 

寒冬来了，父亲和习仲勋开始把精力投向历史上著名的土改纠偏。因为新年就将到来，解放区在不断扩大，而土地是群众的命根子、战争的命脉，如果不解决土地问题，不仅来年的春种秋收将受到影响，而且任由“左”的风潮蔓向全国，势必让后方大乱，断送前方官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成果。正好习仲勋在陕北土生土长，又最早在这里领导革命，熟悉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早在中央小河会议期间，他就注意到了边区土改中出现的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乱斗乱打的错误做法，指出此种偏向必须纠正。

1947年12月下旬，我父亲和习仲勋一起去米脂县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会议期间，习仲勋应约到毛泽东在扶风寨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陕甘宁晋绥边区的战争、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特别提醒不能让土改过火的倾向发展下去，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会议结束时，新的一年已到来，习仲勋和我父亲兵分两路，我父亲回联防军司令部主持工作，习仲勋率领工作组直接插到绥德、米脂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土地改革，从绥德地委开始着手纠偏。1月4日，在杨家沟中央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即致信西北局并转党中央，汇报绥德各县在土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对土地改革应该沿着什么方向前进，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毛泽东看到这封信，立刻给我父亲和习仲勋及西北局发来电报，表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1月5日，习仲勋从绥德地委前往子洲县检查工作，连续三天，没日没夜地找各级干部和群众谈话，了解土地改革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

他在子洲县整整待了九天，这是扎扎实实搞调查研究的九天。九天下来，看到“左”的偏向造成的祸害，血泪斑斑，触目惊心。1月19日，习仲勋奋笔疾书，再次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土改纠偏工作刻不容缓。电报列举了九个方面的问题，希望引起中央重视。在写这份报告时，他的心里非常痛苦。因为他在大革命时期就在这片土地上从事农民运动，建立革命政权，该打的土豪打过了，该分的田地和浮财分过了。抗战八年，党中央驻扎在延安，中央机关和数万部队的吃喝，都离不开群众的省吃俭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解放战争开始了，战斗部队人数越来越多，仗越打越大，群众对战争的支援，无不倾其所有。不久前他到绥德、米脂一带征粮，亲眼看到老百姓宁愿吃糠咽菜，也要把节省下来的粮食送给部队，有的还把未完全成熟的高粱、豇豆提前收回来，连夜炒干充当军粮。但边区一些地方的土改却不分青红皂白，搞“查三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把许多勤俭持家的劳动者打成地主富农，如此折腾下去，这怎么得了？像富平县庄里镇著名爱国将领胡景翼的后人，红二方面军进驻镇子后，不仅拿出了家里的钱财，而且动员全镇的人，一次就为部队筹粮数万斤。现在要“查三代”，把这些人捆起来，当成斗争对象，哪有这样的道理？因此，在电报末尾，他悲伤地写道：“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

毛泽东在接到电报的次日，复电习仲勋，又一次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并指示各解放区务必改正“左”的错误。

习仲勋的这次有关土改纠偏的实地调查研究，时间长，沉得深，专注度高，巡视面广，既不回避问题，也不掩饰矛盾。每到一地，都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应该采取的政策和策略，及时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收到回电后，又把毛泽东对土地问题的研究、思考和疑问，放到实践中去检验、论证，得出答案，实际上充当了毛泽东的土改特使和拨乱反正先行者的角色，因而引起全党的关注。调查研究归来，他迅速与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边区政府三方达成共识，决定在陕甘宁和晋绥边区全面展开纠偏。紧接着，习仲勋和我父亲，还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马不停蹄，各自带领工作组奔赴各县纠偏。用我父亲后来的话说，纠偏如救火，他们是“跑着纠”。到这年的4月，事态得到了有效控制，西北的土地改革终于回到了正确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