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颖
1962年2月郭沫若在三亚鹿回头点校《崖州志》。
郭沫若点校（红笔为校批）过的《崖州志》原件（内页）。武威 摄
存于三亚档案馆的郭沫若点校过的《崖州志》原件 武威 摄
郭沫若题写书名的《崖州志》。
1962年，文坛巨擘郭沫若先生点校《崖州志》，既为业界留下了学术成果，也留下了他对海南的丰富情感。海南省档案局和三亚市档案局近期对外公布展示了郭沫若先生点校《崖州志》时期，与崖县县委的往来书信。这份长达百余页于1963年归档的永久性档案，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于50年前郭沫若先生与海南之间不解情缘的追溯。
历史和命运，似乎常含有某种不可预知的定数。
1962年，文坛巨擘郭沫若先生点校《崖州志》，既为业界留下了学术成果，也寄予了他对海南的丰富情感。郭沫若在给崖县县委（今三亚）的信笺上批语留下了这样一段难忘的话语：“谢谢你们。海南岛仿佛是故乡，我相信将来总有机会再来看望你们。”
令人引发联想的是，800多年前，苏东坡被贬来海南时也曾写过“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的绝世佳句。苏东坡与郭沫若同为四川人，同将海南当作自己的故乡，其感情之真挚溢于言表。
苏东坡也好，郭沫若也好，他们挚爱海南的情愫，均未因时间的流转而有所改变，或许这就是后人热议所指的“未曾预知的定数”。
感叹《崖州志》保存艰难
“郭沫若是我国文坛大家，1962年受崖县县委的邀请，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到三亚，亲自点校《崖州志》，彼时，郭沫若先生已70高龄。他用10天的时间翻阅了大量的史料，完成了《崖州志》的整理点校工作，而当年从广东调借和翻阅的古籍图书就多达30多部。郭沫若点校十分认真，认真到每一页、每一句、每一字、每一个标点都亲自标上，还写了按语。”原三亚市政协主席陈人忠回忆当年看到郭老点校版本时，满眼皆是惊讶和感佩。
为了考证史料的真伪，郭沫若亲自到天涯海角和大小洞天，登临摩崖石刻进行考证，澄清了不少人的疑惑，为三亚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1960年代郭沫若看到的《崖州志》，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开局纂修，次年成书的版本。民国三年（1914年）才得以付印，当时，崖县知事郑绍材和崖县劝学所所长孟继渊亲自携缮稿到广州石印，只石印了“一百套，分饷州人”（郑绍材跋语）。
正是因为印数太少，加上海南潮湿，蠹鱼白蚁之害严重，又经历多年战乱，到解放初期，该书在崖县内已经很难见到。
1953年，原崖县委副书记（后为书记）陈国风在土改斗争中获得了此书时，已是当地仅存的孤本。
在1962年得到郭沫若先生的点校之后，《崖州志》于1963年重印。
令人心绪起伏的是，距此书重印发行仅两年多时间，“文革”就爆发了。“崖县两位县委书记胡辰祥和董早冬（两人均为中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副书记兼崖县委书记）都因《崖州志》重印一案，被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名‘彻底打倒’，受尽了残酷的迫害。”原三亚地方志办主任周德光对这部写满郭沫若手迹的《崖州志》，百感交集，涕零满面。他深深感受到，岁月悠悠，往事历历，在史志工作领域中前人所经过的路程，何其艰难曲折！
《崖州志》近一百年来，人世沧桑，经历史海沉浮，这本志书能够传承到今天，非常不易。
本报记者在三亚市档案局馆藏的往来书信中看到，郭沫若在亲笔书写《序重印崖州志》中说：“书共二十二卷，分订为十册，于疆土沿革、气候潮汐、风土人物、典制艺文纂集颇详，颇有史料价值。在地方志书中尚属佳制，唯原书印数太少，加以海南潮湿、蠹鱼白蚁颇多，书之存者似已无几。”
为《崖州志》印数之少，郭沫若生发了一番对保护《崖州志》的感叹。在重游崖县期间，郭沫若向海口市委又借来了一部，海口市委仅存的一部让郭沫若先生“深恐折落”，显现他对保护珍贵古籍做法的赞许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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