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两位藏族领袖的深厚情谊  

1950年1月，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黄正清当选为省政府委员，不久又担任农业厅副厅长，分管畜牧工作。3月，黄正清奉命到西安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会前，习仲勋特地嘱咐他：“你现在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了，又是西北藏族地区的民族领袖，在会上要把民族地区的情况谈一下，我们共同把民族地区的工作做好。”

在这次会议上，黄正清提出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刚解放，牧区比较落后，人民群众习惯使用银元宝和银圆，不相信纸币，如果马上发行纸币，恐怕行不通；二是牧民为了防野兽防盗窃，家家都购置枪支，有的一杆枪是用三四百银圆买的，枪就是他们的生命。如果现在宣布收枪，会引起牧民群众的紧张和不满，这样不利于稳定局面。黄正清提这两个问题时，不少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认为这些话是不能讲的。没想到彭德怀和习仲勋听了非常高兴，认为这些情况很重要，当即指示军政委员会立即通知银行，在牧区仍暂时流通硬币，并不立刻收缴枪支。

1951年12月19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从西宁启程回西藏，黄正清陪同习仲勋前往送行。在青海塔尔寺，习仲勋问农牧民群众：“你们愿意不愿意土地改革？”群众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不愿意。”

一位年长者说：“领导同志，塔尔寺周围几千藏族同胞把生产收获的麦草供寺院烧锅做饭，藏族群众把供奉寺院麦草看成是他们神圣的义务。土改后，地分到每家每户了，寺院就没办法解决烧火做饭的问题，所以请求不要土改。”

习仲勋问黄正清：“是这样吗？”

黄正清回答：“这里的寺院都是这样，吃饭靠周围群众提供燃料。由于宗教影响，凡是寺院的事，群众都看得很神圣，尽职尽责，历代如此。”

回去以后，习仲勋给中央写了报告。党中央经过研究，采纳了习仲勋提出的“凡是寺院辖区的农牧民暂不施行土地改革”的建议。广大僧众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感激，青海省的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也非常满意。

1953年春，黄正清作为剿总副司令员参加清剿马良股匪的工作。马良曾任国民党时期的临夏县参议长，新中国成立后，他纠集国民党残部和流氓惯匪，在甘、川、青边界藏族聚居地带继续与人民为敌。黄正清从西安出发前，习仲勋送给他一支小手枪，要他带上好护身。习仲勋勉励黄正清说：“这次去要大胆工作，发挥你的影响和作用。我们共事几年了，都十分了解你，也相信你，有事可以随时打招呼，不管外边说什么，你都不要有顾虑。现在台湾到处找你，给你空投任命状，还有一枚关防卡、一部电台。到甘南后，如果有人给你送来，你不要怕，收下后向上反映就行了。”

黄正清接过枪，听到这些话，激动得流下热泪，因为他真正感觉到了党对他的关心和信任。

到甘南后，黄正清征得总指挥部的同意，借拉卜楞寺在甘、川、青边界藏族聚居区的宗教影响，把四川若尔盖、阿坝地区以及甘南和青海南部地区的部落头人及各方面的代表请到夏河拉卜楞寺，把西北军政委员会送来的礼品和毛泽东像分送给大家。他对大家说：“全国解放后，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但是，马良土匪继续与人民为敌，那是死路一条，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接受马良钱物和枪支弹药的当然不对，勾结入伙的更是错上加错。我们请大家来，就是要讲清楚现在要与马匪脱离关系，寺院和部落帐房不准马匪的人进入，彻底划清界限，回到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边，不管是寺院、部落头人还是群众，我们都不予追究。”

黄正清讲完后，大家一致表示拥护党的决策。在争取了群众切断马良股匪与寺院、部落的联系后，马良股匪很快被解放军击溃，剿匪获得胜利。习仲勋得知消息后，发去贺电加以赞扬。

“文革”中，黄正清受到了批判，而习仲勋也早被划到“黑线”上，因此两人有10多年没有联系。1978年，黄正清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友谊宾馆见到习仲勋。劫后重生的两人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竟相拥而泣。习仲勋坚定地对黄正清说：“我们应当向前看，要高兴才是啊！”

此后的时间里，黄正清和习仲勋经常通电话、书信，来往更加密切。黄正清常汇报甘肃的工作情况和甘南藏族地区的发展变化。习仲勋也特别关心西北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他每次都嘱咐黄正清要保重身体，鼓励他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91年10月，黄正清应习仲勋的邀请，到广东看望习仲勋。久别重逢，黄正清又是高兴得怎么也控制不住感情，再次流下热泪。还是习仲勋先克制住情绪说：“我们应当高兴啊！我们要高兴！”两位老人激动见面的动人场面，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习仲勋紧紧拉住黄正清的手来到一楼会客大厅，谈起了革命旧情。随后，他又给黄正清介绍特区的发展变化和开发前景，黄正清则向习仲勋汇报民族地区的新变化，俩人越谈越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