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艳
降边嘉措回忆说：“从昌都到拉萨，部队走了56天。越往西走海拔越高，困难越大。从昌都到拉萨约1150公里，我们横穿藏东北草原，翻过连绵横亘、终年积雪的19座大雪山、几十个山岗和丘陵，渡过几条大河。这期间，我们几乎没有睡过一次安稳觉、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当时有人统计，全军几万名干部、战士，竟没有一个胖子，被称为‘群体轻量级’。”
从昌都出发前，军部和文工团都一分为二，主力作为第一梯队先行，辎重和体弱的同志组成第二梯队，另外还有牦牛运输队。降边嘉措被分配在第一梯队。过了怒江，进入藏北草原，那里基本上是冰天雪地的无人区。
降边嘉措说：“当时部队的给养都是自己携带，部队买了很多骡马，组织了自己的驮运队。可是刚过怒江，骡马就死了一大半。一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倒毙的骡马，令人心疼。畜力不足，就只有靠人力，当时每个战士的背包、武器弹药、粮食加起来有三四十公斤，个别身体好的背得更多。机关和文工团的女同志和小同志也要背10多公斤。部队抽调出来一些人到附近牧场去买酥油、糌粑、奶食品和牛羊肉，我也被抽去。我们白天和大部队一起出发，抄小路找牧民、帐篷，晚上再赶到宿营地，比其他同志要多走许多路。我们非常辛苦，收获却不大，沿途竟没有一个居民点，只有零星的帐篷，住的是远山的放牧人，他们自己就很穷，我们只能买到很少一点儿食品。”
进入藏族聚居区前，十八军成立了政策研究室，主要研究藏族地区的风俗习惯，并向战士们讲解，要求大家理解和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当进入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聚居区后，尽管部队一路上补给非常缺乏，但指战员们坚决不打飞禽走兽，也不抓河里的鱼，对藏族群众秋毫不犯。遇到佛塔、玛尼堆，指战员们都会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信仰，顺时针左转。大部队为了不扰民，不会住在藏族群众家里，也不会住在佛寺里，都是在野外搭帐篷。军长张国华要求战士们给藏族群众当“长工”，一路上帮助他们干农活、修房屋，让他们与群众在劳动中相互了解。如果难免在群众家中借宿，部队开展了一项“满缸运动”，即帮群众挑水，保证群众家的水缸是满的。
十八军一路还免费为藏族同胞治病，深受群众欢迎。过去，藏族同胞看病很难。穷人生病大多耗着，没钱买药，也请不来医生，有时会请喇嘛念经。部队卫生队免费治病的消息传开后，藏族同胞就络绎不绝地上门求医。卫生员的战士还编了句顺口溜：“头疼发烧，阿司匹林三包，欢迎藏胞来找。”自从踏上进藏之路，十八军官兵就以人民军队特有的热忱和纪律，逐渐消除了当地藏族群众心中的疑虑。而十八军进藏后表现出的友好和对藏族同胞的关心，使他们认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是不同于以往的“新汉人”。
牦牛运输队里很大一部分是藏族土司家的长工，他们能适应高原气候，又很会赶牦牛，成为了运输队的主力。运输队一路上需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有时还需要在高山上过夜，条件相当艰苦。十八军当时付给这些藏族同胞双倍的工钱——他们以前为土司干活是不可能有工钱的。他们很感激，干活特别认真卖力。高山上十分湿冷，有一个叫其梅白珍的“娃子”，为了不让那些用麻布口袋装的大米受潮，就脱下自己的藏袍裹住好几袋大米。当战士们劝她不要这样做时，她跑去紧贴着牦牛说“可以这样取暖”，就那样过了一晚。降边嘉措说：“其梅白珍的事迹后来被很多人知晓，据说1954年她还被送到西南民族大学的预科班学习。”
降边嘉措告诉记者，运输队里还有个特殊的编制，叫“藏文干事”，其实就是会一些汉语的藏族翻译。他们是汉族战士与藏族“长工”间的“桥梁”，大家在互帮互助中走过艰难的路程，成为了好朋友。
当运输队要通过怒江时，江水凛冽刺骨。要在河水中把不属于同一家的马匹、牦牛赶过河，只有有经验的藏族人才行。藏族同胞想出了主意：给马匹灌热乎的浓茶，这样它们会感觉兴奋和暖和，容易快速渡河。操作好以后，运输队的藏族同胞二话不说，骑在马背上就趟水过河。当战士们想办法给他们取暖并感谢他们时，藏族同胞憨厚地说：“忍一下就省得你们过河又重新租马了嘛。”张国华军长曾经说：“离开藏民的支援，我们进驻拉萨是不能想像的。”战士们也都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进军西藏的胜利是藏族人民用牦牛驮出来的。”
1951年10月24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拥护《十七条协议》。就在这一天，降边嘉措所在的部队走到拉萨河畔，看到了耸立在群山之上的布达拉宫。10月26日，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入城式，降边嘉措当时走在了腰鼓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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