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最坏的打算
局势越来越紧张。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持全国大局。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宣布同共产党决裂。
7月20日，刚刚改组过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发出 《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已“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
毛泽东率先响应通告的精神。
7月底，毛泽东起草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表述了下列意见：“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联络。 ”
8月1日，中央常委批准了毛泽东关于湘南运动的建议大纲，并寄发湖南省委。
同一日，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彭湃、恽代英等人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南昌发动起义。这一次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序幕。
8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其中规定组织湖南特别委员会，
由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夏曦、郭亮和任卓宣。
南昌起义爆发后，8月2日，武汉政府露出了狰狞面目，汪精卫发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疯狂指令，大规模地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与此同时，一切工会、农会和革命团体都被封闭。一时间，武汉三镇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此时，杨开慧早就做了最坏的打算，她把板仓老家的族兄杨秀生叫到了武汉，让他先把保姆和孩子带回湖南乡下。对此，陈玉英回忆说：“武汉形势越来越紧张。我们只在武昌住了四个多月，就回湖南了。七月中旬，板仓的杨秀生接了我和岸青，还有十一件行李，大都是毛主席、开慧同志看过的书和写的笔记，回到了开慧同志家乡——长沙县东乡板仓。 ”
为了挽救党和革命，营救被捕的同志，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在腥风血雨之中四处奔走。而汪精卫的叛军、特务也正在四处追捕共产党“要犯”毛泽东。
一天，毛泽东送几个农讲所的学员回乡组织革命，一直送到江边，看着他们平安上船，才放心地离开码头。当他回来走到六渡桥时，遇上了两个便衣特务。他们打量着一身工人装扮的毛泽东，迟疑了一会儿问：“你，你看见毛润之他们没有？ ”
面对特务的盘问，毛泽东心中一震，但马上又镇定下来。他从对方的问话中判断出他们并没有认出他，灵机一动，从容地说：“毛润之是谁？我不认识。 ”
“你刚才看见有几个人从这里过去吗？其中有一个高高瘦瘦的，像个教书先生。 ”一个特务面对着眼前这位高高瘦瘦的“教书先生”却像吃了迷魂汤似的接着盘问。
“哦！看见了，他们到码头上去了。”毛泽东坦然地用手往码头的方向一指。
两个特务信以为真，顺着指的方向追去。
毛泽东很快消失在大街上，平平安安地回到了武昌督府堤41号他的家里。一进屋，毛泽东便对杨开慧说：“我们得换一个地方，敌人已注意我们了。”
当晚，毛泽东一家便转移到一位同志家中。
这时，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安危十分担忧，她想让毛泽东及早离开武汉，但毛泽东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一时还不能走。因此，她特别注意加强戒备。每天早晨，毛泽东外出以前，她总要先打开房门，观察动静；每天夜里，不论毛泽东回来得多么晚，她总是等他回来后才睡。平时，党内同志来找毛泽东，她总是前后照顾；有时毛泽东外出参加会议，她还亲自陪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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