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斯敏
乐耘杏坛遭劫波
“临歧自古易彷徨，我到歧前不自伤。心境长随天上月，如环如玦总清光。”
1956年，创建于1922年的武大哲学系中止四年后成功重建。时年25岁的陶德麟登上讲台，很快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
“陶德麟、萧萐父、康宏逵三位先生是当时哲学系讲课最‘叫座’的青年教师，被誉为李达的‘三面红旗’。其中，萧慷慨激昂，康旁征博引，陶老师则是严谨细致、娓娓动听，还特别善于联系实际，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王炯华忆想当年。
课还讲到了校门之外——1959年起，他连续四年为全省中高级干部讲授《实践论》《矛盾论》，讲稿《实践论浅释》被印发全省，广为流传。同时，他陆续发表数十篇论文，在理论界拥有了许多知音。
1961年8月末的一天，一项沉甸甸的使命落到了陶德麟肩上——协助李达，编写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这是毛泽东对李达的殷切嘱托。
1961年8月20日，李达在庐山养病，恰逢毛泽东也在庐山。他约李达到住所畅谈哲学问题。
为什么苏联的马哲教科书“一统天下”？我们中国人有那么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什么要照搬苏联的？历时四小时的长谈中，毛泽东多次表露不满，并希望李达以自己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社会学大纲》为基础，撰写一部够分量的哲学教科书。
此时的李达已诸病缠身，手颤厉害，大量写字已有困难，但他并未迟疑便接受了任务。几天之后，他找来了陶德麟。
陶德麟深知，这也是老师多年的心愿。
在李达看来，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哲史上重要的新阶段，理应受到高度重视。而这次编写马哲教科书正是让世人了解中国人哲学贡献的好机会。
撰写工作开始了。
难度是巨大的——要系统凸显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独特发展，科学阐发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历史地位，在当时尚属“前无古人”；此外，要讲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的关系，还要涉及相对论、量子力学等自然科学内容，陶德麟虽然学过普通物理，但这些知识对他而言几乎是空白。他不得不奋力学习，请教物理系教授，常常通宵伏案，浑然忘我。
遵照李达要求，他写好一章，便当作教材，在哲学系“李达实验班”中讲授，一边讲一边听取意见，进而修改。这样的修改有多少次？已很难历数。
1965年10月，38万字的上卷唯物辩证法送审稿完成。收到书稿，毛泽东仔细阅读，写下255字的批注。
师生二人满怀欢欣，立即着手撰写下卷。然而，突如其来的厄运阻住了前路。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李达被打成“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总头目”，遭到残酷批斗，两个多月后含冤去世。
陶德麟在劫难逃，他的生活顿时变成了黑色。顶着“李达三家村黑帮分子”的帽子，陷入了长达八年的批斗、侮辱和劳动改造，几次遇险，命悬一线，家人也遭遇牵连。
然而，强大的信念支撑住了他。他坚信，人民不会听任国家就此沉沦，黑暗的局面总会改变。
“临歧自古易彷徨，我到歧前不自伤。心境长随天上月，如环如玦总清光。”
1974年，风雨如晦的暗夜，他写下这样一首小诗，怀明月之心，默默守候着黎明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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